臺灣方面發布了“勇士國魂”的紀念月歷，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被收錄其中，成為兩岸都認可的中共殉國將領。
抗戰勝利七十周年之際，臺灣“國防部”發布了名為“勇士國魂”的紀念月歷。從“抗戰前期：整軍經武，蓄積國力”到“日本宣布投降：光榮勝利，永載史冊”，以精美圖片重現抗戰歷程。
翻開月歷附頁，在“抗戰殉國將領”的“國軍少將”一欄中，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的名字赫然在目。臺灣軍方回應媒體采訪稱：“為客觀忠于文獻及史實，故未刻意將左權自名單中刪除”。大陸各界對此頗多好評，有學者認為是“非常了不起的進步”。兩岸之間，終于有了第一位公認的共產黨抗戰殉國將領。
“彭已突圍，左陣亡”
1942年5月下旬，山西遼縣東南山區出現了一支一百多人的部隊，他們身穿灰色土布軍裝，頭戴綴著紐扣的軍帽，打著綁腿，買東西照價付款，歇腳時不忘幫忙打掃房屋。在當地農民看來，這就是一支八路軍，只是不愛說話。
沉默是為了掩飾。這支部隊是日軍第36師團派出的“特別挺進斬入隊”，由益子重雄中尉率領，化裝潛入八路軍控制區，目標是位于此地的八路軍前方總部。
1940年百團大戰后，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副參謀長左權和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率前方總部進駐遼縣東南麻田地區，在此指揮華北八路軍作戰。這道山溝還駐有中共中央北方局、新華日報社等機關，一時有“太行小延安”之譽。
日軍注意到了八路軍的活躍，多次發動驅逐掃蕩，均未奏效。1942年5月下旬，日軍第1軍司令官巖松義雄中將啟動“晉冀豫邊區肅正作戰”，打擊活動于太行、太岳山區的彭德懷、劉伯承所部八路軍。益子挺進隊正是負責“捕捉敵首腦、擾亂敵指揮中樞、報告敵主力退卻方向”的撒手锏。
當時，左權兼任總部情報處長，直接處理各方送來的日軍動態。5月22日，他獲悉日軍有從西、南兩個方向合圍麻田地區的企圖，經請示彭德懷，決定率領各機關向東突圍。但他不知道，益子挺進隊已經潛入附近，正在尋找他們的行蹤。
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機關多屬非戰斗人員，行動比較遲緩。5月24日東進到遼縣與河北涉縣交界的十字嶺下時，與后勤部隊、掩護部隊擁擠到了一起。左權認為后勤部隊騾馬多，一旦遭到日軍飛機轟炸掃射，后果不堪設想，便要他們單獨向東北行動，其他人員待查明情況后再決定行止。
誰料，次日天亮后出現的不僅有日軍飛機，還有地面部隊——益子挺進隊追擊到了十字嶺以西，而負責掩護的八路軍總部特務團、第769團主力都在外圍準備阻擊日軍大部隊。短暫商議后，幾位負責人決定分路行動，彭德懷、左權率領八路軍總部和北方局機關翻過十字嶺向西北突圍，羅瑞卿率領野戰政治部向東奔往武安。
此時，益子挺進隊已經開始攻擊據守十字嶺西麓的掩護部隊，并以火力封鎖突圍道路。彭德懷率先策馬沖上十字嶺，闖過火線沖出山口向北奔去，后面的人跟著涌上山嶺。左權在半山坡指揮，鼓舞人群：“沖啊，沖出山口就是勝利”。得知彭德懷已經突圍后，左權也向山口走去。途中，一發炮彈在身邊爆炸，左權被擊中頭部，當場陣亡，時年37歲。
各機關在突圍中也遭受很大損失。北方局秘書長張友清被俘，政策研究室11人全部陣亡。新華日報社自社長何云以下陣亡失蹤40余人。羅瑞卿一路也遭到日軍阻擊，靠朝鮮義勇軍拼死突擊才打開生路。
左權的遺體被匆匆掩埋。日軍戰斗報告中附有一具據稱是左權遺體的照片，但已無法辨認。數日后，總部特務團一部返回十字嶺，在一條溝里找到了左權的遺體，“上面蓋著青草，當時不知是誰匆忙蓋上的”。他們將遺體清洗干凈，換上新軍裝，蓋上紅旗安葬在嶺頂。
5月26日，第129師師長劉伯承、政委鄧小平向延安匯報了“彭已突圍，左陣亡”的消息。次日，毛澤東和朱德回電，表示“殊深哀悼”。同年8月26日，共產黨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將遼縣改名左權縣以資紀念，左權犧牲的十字嶺也被改稱為左權嶺。10月，左權遺體移葬河北涉縣石門村。8年后，遷至河北邯鄲的“晉冀魯豫烈士陵園”。
襲擊十字嶺的益子中尉因戰功得到了日第1軍頒發的獎狀，升任師團參謀，后隨部隊在太平洋新幾內亞島投降。他回到日本后曾任町議員、町長等職務，死于2010年。
來自伏龍芝軍事學院的軍事專才
左權陣亡后，共產黨領導人紛紛發表文章紀念。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稱他“在軍事理論、戰略戰術、軍事建設、參謀工作、后勤工作等方面，有極其豐富與輝煌的建樹，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周恩來稱之為“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回顧左權一生，確實被共產黨作為軍事專才培養和使用。
左權是湖南醴陵人，出生于1905年3月，19歲時進入湘軍宿將程潛在廣州開辦的“軍政部講武學校”。這所學校招來的學生頗富造反精神。先有陳賡、宋希濂等人未等開學便轉考黃埔軍校，后有陳明仁等人里應外合，鬧學潮要求并入黃埔，最終如愿以償。
在鬧事的學生中沒有左權的身影，可能和他是講武學校教育長李明灝的表弟有關。但并入黃埔軍校第一期后，他很快被共產黨所注意，于1925年1月由同學陳賡、周逸群介紹入黨。
從黃埔畢業后，左權被選派到莫斯科深造，先進中山大學，后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先后與鄧小平、劉伯承同學。兩人回憶左權“始終是一個最進步、最誠樸、最本色的同學”，非常注重軍事學習，“凡教員指定的參考諸書，必一一閱讀，并以紅藍鉛筆標出要點。故其在軍事政治試題中，常能旁征博引闡其旨趣”。
1930年夏左權回國，被任命為閩西紅軍學校第一分校教育長，負責培養下級指揮員。年底又改任紅軍新12軍軍長。后歷任紅一方面軍總部參謀處長、紅15軍軍長兼政委等職務，參加了整編寧都暴動第26路軍和圍攻贛州、漳州諸役。
此后，左權在政治上遭到打壓，但始終被控制使用于參謀、教育崗位。紅軍長征期間，他擔任紅1軍團長林彪的參謀長，后曾代理軍團長職務。1936年西安事變后，楊虎城邀請紅軍派軍事專家到西安共商城防事宜，也由左權出馬負責。
抗日戰爭爆發后，左權出任八路軍副參謀長，他的“少將”并非國民政府授予，而是比照職務自行確定。因參謀長葉劍英長期留守后方，左權成為八路軍前方參謀部的實際首腦，參與從平型關戰斗到百團大戰歷次主要作戰的謀劃指揮和總結檢討。
時人回憶起左權，多用沉毅寡言、勤勞周密形容，常是“一手拿著電話機說話，另一只手拿著筆在寫”的形象。他為人和善、真誠，連一貫被認為淡薄的林彪也感念不已，在其死后罕見地寫長詩緬懷。身為參謀人員，左權在作戰指揮中的建議和判斷，已經匯入林彪、彭德懷等指揮員的作戰指揮決策當中，難以逐一辨明，但僅存的片羽吉光，也能反映其人特點。
1940年10月，八路軍集結重兵圍攻據守關家垴的日軍岡崎支隊，左權到特務團坐鎮督戰，提出“指揮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進，猶豫等于死亡”。戰死于十字嶺前，他曾對擔任外圍阻擊任務部隊囑咐“要記住，不要死打硬拼，打得贏就打，打不贏立即回頭接應彭總。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作為接受過蘇聯軍事教育的指揮員，左權對正規化建設極其重視，在指揮作戰之余筆耕不輟，撰寫《新戰士的軍事教育》、《埋伏戰術》、《戰術問題》、《建軍問題》等專題文章，指導部隊作戰和訓練。
1938年冬，左權召集八路軍參謀長會議，著手起草司令部工作條例。1939年起，又與第129師師長劉伯承一道陸續翻譯了蘇聯新的步兵戰斗條令，作為八路軍戰術教育的基本教材。周恩來評論，左權“習于游擊戰爭，但他也不忘正規戰術，所以他在軍隊正規化的口號下，盡了他最大的責任”。多年后彭德懷主持國防部，力主推進解放軍正規化建設，與當年左權的影響不無關系。
“托派”陰影
對臺灣民眾來說，左權并非第一次出現在公共媒體上。早在2007年，臺灣公共電視備受矚目的紀錄片《尋找蔣經國》中，引述蔣經國留蘇時期寫給女友、馮玉祥女兒馮弗能的信時便有左權登場：“我看你給屈武寫的信說，左權說你得了相思病，你可在相思誰呢？為什么他們要這樣問你呢？左權他真是好玩極了”。
是的，留蘇時的左權還不是后來沉默的形象，而是一個熱心又八卦的青年。但是，這段經歷卻使他在后來十余年生活在政治斗爭的陰影之下。
1927年間，蔣經國、左權和同在蘇聯留學的孫冶方（日后成為中國大陸著名經濟學家）、朱茂臻（后任國民黨軍少將，參加過第一次遠征緬甸）等人時常往來，還曾發起聚餐。敏感于派系斗爭的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向忠發和中山大學校長翻譯王明，將這些人羅織為“江浙同鄉會”，定性為反黨組織，要求共產國際“立即消滅”。左權是湖南人，不算江浙同鄉，卻被定性為“同鄉會衛士”，一同裹挾在案。
卷入其中的留蘇學生奮起反抗，紛紛向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反映情況。左權也寫信稱只是聚餐而已：“至于說吃中國飯有政治作用，在我們每一個明了的共產黨員看來，自然可以說他們是神經過敏”，“我們不獨是保證自己沒有參加過任何小組織，將來我們也不會有這黨外行動”。
經過一年多波折妥協，反黨組織的指責無疾而終，但在“同鄉會分子”和王明等人之間卻結下了梁子。1929年，王明借審查中國共產黨留蘇學生的機會，指稱左權有同托洛茨基派分子來往的嫌疑，給予黨內勸告處理。
厄運并未到此為止。左權回國擔任紅軍新12軍軍長不久，所部一名團政委在軍政委施簡的衣袋里發現了托派文件，當即上交左權。左對此未作任何處理，但革命陣營容不得溫情和息事寧人。1932年5月，此事被人向蘇區中央局告發，此時正逢王明的代理人博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左權立即被中央局組織部、國家政治保衛局召至瑞金審查，而后以托派分子嫌疑給予留黨察看處分，撤銷時任的紅15軍軍長兼政委職務，調紅軍學校任教員。施簡則被處以五年徒刑，在紅軍長征前被拉出監獄殺掉。
“托派”在共產黨政治語境中的意義和影響，從領袖講話中可見一斑。1937年10月，長征干部黃克功因逼婚不成槍殺女學生劉茜被處決后，張聞天在講話中將托派與敵寇、漢奸并列，稱黃克功如果殺的是這些人，“我們無判他死刑的理由”。左權若在現場，心情可想而知。據其女兒左太北回憶：“他從來沒離過前線，但是在前線他連參加黨會的資格都沒有，馬夫都有資格，他沒有”。
左權曾給中共中央寫信申訴，表示：“雖曾一再向黨聲明，也無法為黨相信，故不能不忍受黨對我的處罰決定，在工作斗爭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將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于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我可以以我的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然而，直到陣亡前也沒有得到回應。
1979年8月，左權遺孀劉志蘭致信中共中央組織部，要求為左權平反，得到的回復是：“左權同志在歷史上曾受王明路線的打擊迫害，但以后糾正了路線錯誤，當時雖然沒有做出書面結論，而并未影響黨對他的信任和使用，在左權同志犧牲后，中央對他有很高的評價，這就是實際上為他平反昭雪了。”此時距離37歲的左權陣亡，又是37年了。
文／王戡 本文刊載于《鳳凰周刊》2015年第7期 總第53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