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成功成為自金融危機以來國際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這次成功的背后有其必然因素。當前，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但在國際上始終沒能取得與自身實力相稱的話語權。亞投行在籌備初期能取得如此出人意料的結果，與其說是中國實力的象征，勿寧說是對中國實力與實際國際地位之間差距的一次修正。
也正因如此，不僅國內媒體在為中國這次的揚眉吐氣喝彩，眾多國外媒體也異口同聲的對亞投行在初期的順利籌備表示贊揚。亞投行的成功當然是好事，也值得我們驕傲。但是，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這種對亞投行的一致贊揚應該引起一定程度的警惕。在挺過美國第一輪的“棒殺”之后，我們還要警惕對亞投行的“捧殺”。
此次對亞投行成功的過分渲染，很容易把亞投行置于一個兩難境地。媒體對亞投行成功的過度拔高會導致公眾對亞投行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亞投行穩扎穩打，小心經營，那么發展的速度就很可能低于當前人們對亞投行的期待，結果就是捧得越高摔得越慘。然而，若亞投行繼續保持現在高歌猛進的態勢高歌，那么由于冒進出現差錯只是個時間問題。
福兮禍之所倚，對“捧殺”的警惕并不是危言聳聽。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來考慮亞投行的成功，那就是美國和日本最終拒絕加入的決定。很多知名智庫，如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布魯金斯學會，還有歐洲排名第一的Bruegel，都認為美國和日本的做法有些欠妥。但是，美國和日本為何直到最后也不愿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決定，而只是承認并接受亞投行了呢？
歸納起來，美國和日本質疑亞投行的原因主要有三：重復建設，制度模糊和設定標準過低。
首先，它們指出亞投行現在的設想與亞開行的實際職能存在大量重合，屬于重復建設。其次，亞投行的現行規則和制度不夠清晰，這種模糊性留給中國很大的彈性和操作與地。最后，長期以來中國在國際投資中的標準都太低，擔心亞投行實際運作起來會受中國影響，從而破壞當前的國際慣例。
顯然，以上原因都不是致命的弱點，中國也給出了足夠堅定的回應。同時，美國在初期指責亞投行的真正目的也不過阻撓中國此次提升國際地位的嘗試。但是，如果拋開國家利益因素，這些指責聽起來更像是忠言逆耳。這對即將起航的亞投行來說比鮮花和掌聲更有價值。
首先要考慮的是如何定義亞投行的目標和職能。這是亞投行未來能否獲得預期成功的基礎和關鍵。以世界銀行集團為例，關于它的任務，官網給出了明確的答案：“在一代人的時間里終結極度貧困，促進共享繁榮”。顯然，這是世界銀行減貧使命的具體延伸。
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投行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提出一個具有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的目標，并以此來明確自身在亞洲發展過程中有別于亞開行的職能。只有做到這一點，亞投行在未來的實際運作才能如中國最初承諾的一般，與亞開行的關系“是合作而非競爭”，才能在參與亞洲建設的過程中合理合法的擁有一席之地。
除了界定目標和職能之外，中國在亞投行里扮演的角色也決定了亞投行發展的成敗。這一地位直接體現為亞投行投票權的分配結構。通過考察現有的幾家多邊開發銀行就不難發現，多邊開發銀行往往是一個國家主導成立并運營的。例如，日本主導的亞開行連續九任行長都由日本人擔任。中國在成立亞投行之初就明確表示，中國更多的是在承擔責任，發展亞洲的事業要靠所有成員國共同完成。
這是亞投行為了區別于現有多邊銀行而打出的一道好牌，同時也是中國必須要兌現的承諾。基于此，亞投行在制度設計上必須避免一家獨大的情況，并嘗試建立普遍的多邊協商機制。
但是，過于強調合作就會犧牲亞投行的運營效率。普遍的多邊協商機制意味著各方觀點的充分討論，并導致決策的時間成本提高。如何把握中國最終在亞投行中扮演的角色，是中國面臨的巨大考驗。
最后，如何重塑新的國際標準，是亞投行未來發展探索的重點。正如樓繼偉說的，當前的西方規則并非最佳標準，否則何來改進一說。但我們需要看到的是，這些標準的背后究竟體現了怎樣的理念和擔憂。以貸款條件為例，這也是中國此前對外投資實踐中廣受詬病的地方。
一直以來，發展中國家想要獲取世界銀行和亞開行的低息或零息等優惠貸款，都要用于特定的項目工程，同時接受相當嚴格的附加條件，比如推進某一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等。不可否認，這種附加條件在實際上形成了對別國內政的干涉，因此也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不愿甚至不敢申請世界銀行等多變開發銀行的貸款。
但是，這些附加條件還有另外一層用意，那就是盡可能減少或防止這種外界援助性質的資金流入可能導致的負面影響。例如，有些國家在獲得外部貸款后，國內的收入差距反而因此擴大了。還有的國家由于政府管理水平較低，外部貸款的流入反而加劇了該國的腐敗程度。亞開行就明確表示了對亞投行的擔憂，因為很多援助性貸款支持的項目會對當地的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或者會間接影響當地正常的社會生態。
總之，我們絕不會把亞投行當作輸出意識形態的工具，但是要警惕亞投行的貸款可能造成的其他問題。未來，亞投行需要慎重指定貸款的標準，使之既滿足亞洲地區巨大的投資需求，又不會因為標準太低而出現普遍的負面影響。
對于亞投行來說，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把亞投行做成真正有地區影響力，體現中國硬實力和軟文化的多邊發展銀行，需要的不僅是魄力和勇氣，更要有足夠的謹慎和耐心。
文/朱鶴 瞭望智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