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民族當事關民族問題是總是能夠調動最大多數人群的情緒高漲，領土安全又是個極度敏感的問題。但是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霸權型” 和“優勢群族”心理是有歷史傳統的，后蘇聯階段做著“新帝國”夢想的人不在少數，沒有了主義信仰的凝聚力，民族主義成為人們能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關于烏克蘭“民族英雄”的爭議

對于波蘭與烏克蘭關系的這種變遷，在波蘭的一些烏克蘭人最有感慨。我們的了解就從這里開始。

在盧布林老城城堡附近的住所，我們見到了波蘭烏克蘭人協會主席格雷戈里·庫普里亞諾維奇先生。庫普里亞諾維奇是個烏僑歷史學家，他的祖父、曾祖父都是烏克蘭東正教的神職人員，祖母則來自一個據說十六世紀就有記載的著名家族。那時他們的家鄉是波屬的西烏克蘭，但作為東正教烏克蘭人，他的家庭對統治者天主教波蘭人而言是反對派。二戰后蘇聯據有了西烏克蘭，波蘭也成為蘇聯的衛星國，但是由于波蘭的國情，當局對宗教的態度還是比蘇聯寬容。可能正是由于這個原因，他的東正教徒父母移居到波蘭這個天主教徒占絕對優勢的國家，卻始終保持僑民身份而沒有加入波蘭國籍。庫普里亞諾維奇于1968年生于波蘭的盧布林，也在波蘭成長，但仍是僑民并保持著東正教信仰。“我認為自己是個烏克蘭人。”他解釋說。蘇聯解體、烏克蘭獨立后，他取得了烏克蘭國籍，但仍然僑居波蘭（也有材料說他已加入波籍），并與來自波蘭最大烏克蘭裔聚居地海烏姆的妻子（烏裔波蘭公民）結婚。庫普里亞諾維奇于1998年以專著《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海烏姆和南波德拉謝烏克蘭社區》獲得博士學位，并在盧布林大學（國立瑪麗亞·居里夫人大學）任歷史學副教授。其學術領域仍是烏克蘭問題，包括烏克蘭歷史、烏克蘭東正教會史、波蘭境內烏克蘭人社區變遷等。雖然只有四十七歲，但他已發表多部著作，在國際上的“烏克蘭學”界頗有影響。同時他也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他不僅是烏克蘭人協會現任主席，也是波蘭官民協商機構“政府與少數民族及族裔聯合委員會”的兩名烏克蘭人委員之一。因此他可以說是波蘭烏僑、烏裔與東正教徒的代表人物。

由于他的歷史學家身份，作為同行，我們的談話內容更偏重于歷史縱深的探討。近年來烏克蘭對蘇聯時期教科書中的“反動”人物有個反其道而行之的“重塑金身”潮流。像我們熟知的“斯捷潘·班杰拉匪徒”、“白衛勢力彼得留拉”等人都曾被賦予烏克蘭“民族英雄”的稱號。而這些人中有的不僅反俄，也是反波的。波蘭人對此怎么看呢？

我們就從這里開始，以下是談話的整理。

在烏俄沖突中，“班杰拉”是一個經常被提到的歷史人物。從事東歐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斯捷潘·班杰拉是一個在烏克蘭周邊大國各種勢力間“輾轉換主的民族主義者”，有點像過去哥薩克的蓋特曼，有一種“有奶便是娘”的“傍大國”特點。他曾經組織過“自由烏克蘭聯盟”、“烏克蘭國家民族組織”等民族主義組織，這些組織的傳承者仍然活躍在如今的烏克蘭獨立運動中。班杰拉既反波也反蘇，因為在波蘭從事恐怖活動，被判處過終身監禁，1939年至1941年間班杰拉先是與納粹合作，后來又被納粹軟禁于集中營，最后于1959年在慕尼黑被蘇聯克格勃干掉。這樣一位復雜的歷史人物，在當今烏克蘭又被套上了各種政治光環，您怎么解釋這一切？

庫普里亞諾維奇：我們知道，2010年在（烏克蘭）尤先科總統授予班杰拉“烏克蘭民族英雄”稱號時，就曾經引起過軒然大波，好像彎子一下轉得太大，長期在人們心目中的“反面形象”突然變成了頭頂光環的英雄。烏克蘭東南部炸了鍋不說，也遭到當時的波蘭總統卡欽斯基的強烈反對。他說，班杰拉組織在波蘭東部實施了屠殺，還參與了１９４４年鎮壓華沙起義的行動，“波蘭社會對于二戰中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和烏克蘭起義軍的評價是負面的”。波蘭對尤先科的做法表示抗議。2011年1月，亞努科維奇撤銷了對班杰拉的授獎決定。2014年早春的“歐羅邁丹”運動中，作為“追求獨立”的象征，班杰拉的巨幅畫像又被樹立在基輔市中心。在3月3日的聯合國會上，烏克蘭駐聯合國代表舍格耶夫要求為班杰拉恢復名譽，被一些國家看作為納粹翻案。而克里米亞“去留”公投后，俄總統普京在3月18日高調“擁抱”克里米亞“回歸”的講話中，又一次提到班杰拉的名字，他說，克里米亞人民“從繼承了納粹幫兇班杰拉的思想的烏克蘭新任領導人手中解放出來了”。從這個符號褒貶使用的頻率中，我們可以感覺到烏克蘭在“拉鋸撕裂”歸屬選擇中的反復。

我個人認為，正如您所講，烏克蘭處在錯綜復雜的大國列強的包圍中，要想獲得獨立，僅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實現的，所以像班杰拉之類的人物采取的是一種“借力打力”的方式。在夾縫中的生存哲學就是不可能完全馴服于某個政權，但是又必須依靠某種外部政治力量的支持來爭取自己獨立的訴求，誰能夠使烏克蘭的利益最大化，這股力量就會倒向那一邊。既然在烏克蘭“城頭變幻大王旗”的頻率如此之高，那些民族主義反對派像“候鳥”一樣出爾反爾不足為奇。其實他們所依靠的外國政治勢力也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這些人，只不過利用班杰拉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罷了，雙方都是一種利用關系，就看誰玩得過誰了。

對班杰拉評價起來很復雜，不能一概而論，既不能一下打入十八層地獄，也不能一下子捧上天。從我個人的角度看，要具體分割開來評價。第一，現在俄國對他們的評價我是不贊成的，當時的歐洲每個國家都有一些類似的人物，這叫“曲線救國”，或者也可稱為“政治謀略”。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還主張“使本國政府戰敗”呢，從沙皇觀點看他不就是個班杰拉嗎？在蘇聯時代，只要你是烏克蘭愛國者，就都會被稱為“班杰拉分子”，很多不相干的人都為此被殺。甚至可以說，是蘇聯人把班杰拉塑造成了烏克蘭英雄，實際上如果不是蘇聯人把他作為一個代表人物，也許他就會像烏克蘭歷史上很多人物一樣已經被人遺忘了，早就淡出人們的視線了。其實就他個人起的作用來說沒有那么大，但是當他變成一種符號的時候性質就變了，附加在他身上的東西已經遠遠超出了他個人的承載量。那時甚至在學校里教授烏克蘭語都要被稱為“班杰拉分子”或者“法西斯分子”，只要是具有烏克蘭民族特征的人都是班杰拉，這種狀況烏克蘭人怎么能夠接受呢？而且誰都知道，壓力和反彈是成正比的，壓強越大反彈是越高。

統治民族的宣傳在被壓迫的小民族那里總是會造成逆反效應：有一個“越罵越偉大”、“越捧越渺小”的規律。蘇聯等于把班杰拉的高大形象豎立起來，使他成為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標志，給他積累了道德資源。現在一些烏克蘭人把班杰拉理想化，俄國人難辭其咎。其實班杰拉在烏克蘭獨立史中并不是主要人物，是蘇聯人越貶損，越導致烏克蘭人崇敬而塑造出來的英雄。但是現在過于美化這類歷史人物的傾向，我也是反對的，畢竟我們是要有是非底線的。你剛才提到普京在克里米亞公投后的3月18日和在5月9日的閱兵儀式上的講話，你們就會明白普京為什么要這樣做。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聽得熱血沸騰，烏克蘭民眾聽得義憤填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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