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月10日結束的土耳其總統大選中，已擔任土耳其總理11年之久的埃爾多安獲勝，成為土耳其第12屆總統。他也是2007年修改憲法以來，土耳其歷史上首位全民直選的總統。作為奧斯曼帝國解體后的產物，土耳其的轉型過程一波三折，從凱末爾主義的“自宮式現代化道路”（甘陽語），到如今埃爾多安所主張的土耳其特色的伊斯蘭民主之路。某種程度上，土耳其問題可以作為思考中國問題的參考——盡管它可能并非正面例證。本文最初于2013年5月1日發表在羅伯特?D?卡普蘭的專欄，《地緣政治周刊》于2014年8月26日重刊此文。

當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被易為遺忘的平庸之輩所統治時，擔任土耳其總理已有十年之久的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卻雄心高漲。在他周圍，另一個能夠散發如此力量場域的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或許只有俄羅斯的弗拉基米爾?普京，西方同樣對他感到極為不安。

埃爾多安和普京都雄心勃勃，因為他們都執著于地緣政治論。普京知道，任何負責任的俄羅斯領導人，都要確保俄羅斯在諸如東歐和高加索等地區擁有某種緩沖地帶；埃爾多安則明白，土耳其必須在近東地區成為一股實質性力量，從而為他在歐洲獲得影響力。埃爾多安的問題是，土耳其介于東西之間的地理位置，具有與其益處等量齊觀的弱點。這使得埃爾多安有時會走過頭。但他的過度行為有著歷史與地緣的邏輯。

故事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

因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戰敗國（連同威廉德國和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一起），戰勝方協約國在1920年的《塞夫勒條約》（the Treaty of Sevres）中瓜分了土耳其及其周邊地區，希臘、亞美尼亞、意大利、英國和法國則獲得了領土和區域影響。土耳其對這一恥辱的回應則是凱末爾主義（Kemalism），這是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Mustafa Kemal Ataturk）的哲學（姓氏“阿塔圖克”意為“土耳其人之父”），這位無可匹敵的土耳其長勝將軍，領導著一支軍隊反抗新的占領國，從而創建了一個貫穿安納托利亞心臟地帶的主權獨立的土耳其國家。凱末爾主義愿意割讓奧斯曼帝國的非安納托利亞部分，但以主張一個安納托利亞之內的、單一民族（uniethnic）的土耳其國家作為補償。例如，“庫爾德人”消失不再。他們從此被稱為“山地土耳其人”。事實上，奧斯曼帝國的整個多元文化的宏偉大廈都銷聲匿跡。

凱末爾主義不僅拒斥少數族裔，它還拒斥土耳其語言中的阿拉伯字母。阿塔圖克冒著提高文盲率的風險，為語言賦予拉丁字母。他徹底廢除了伊斯蘭教的宗教法庭，禁止婦女戴面紗和男人戴氈帽。阿塔圖克進一步重塑土耳其人為歐洲人（而沒有仔細考慮歐洲人是否將這樣接納他們），這一切都試圖使土耳其遠離已經死去的、中東地區的奧斯曼帝國，而使其接近歐洲。

凱末爾主義是一種戰斗的召喚：土耳其人對《塞夫勒條約》的軍事反應，好比普京的新沙皇主義（neo-czarism）是對1990年代俄羅斯在鮑里斯?葉利欽治下之無序狀態的威權主義反應。數十年來，土耳其對阿塔圖克的尊崇超出了個人崇拜的限度：他更像一個堅定、仁慈而庇護性的半人半神（demigod），他的肖像俯瞰每一個公共室內空間。

問題在于，阿塔圖克的愿景——使土耳其堅定朝向西方——與土耳其橫跨東西的地理位置相沖突。一種調整勢在必行。圖爾古特?厄扎爾（Turgut Ozal），一位蘇菲派傾向的土耳其穆斯林，于1983年當選總理，提供了這種調整。

厄扎爾的政治手腕，使他得以從堅定的凱末爾主義者——土耳其軍方——手中，逐漸奪取了對國內政策的控制，并在一個可觀的程度上逐漸奪取了對外交政策的控制。阿塔圖克和跟隨他的一代代土耳其軍官認為，土耳其是歐洲的一部分；但厄扎爾則表示，土耳其的影響力從愛琴海延伸到中國長城。在厄扎爾的構想中，土耳其并非必須在東西之間進行選擇。它在地理位置上對兩方都極為重要，因此應該在政治上包含兩個世界。厄扎爾使得伊斯蘭教再次在土耳其受到公開尊奉，他還在之前的冷戰階段熱烈支持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通過變得親美，并且靈活地掌控凱末爾主義權力集團，與其前任相比，厄扎爾更能在伊斯蘭化的同時，在最低限度上避免西方制裁。

厄扎爾使用伊斯蘭文化語言，來打開接納庫爾德人的大門。1980年軍事政變后土耳其對歐洲的疏離，使得厄扎爾得以發展與土耳其以東國家的經濟聯系。他還逐漸賦予安納托利亞內部的虔誠穆斯林權利。在埃爾多安之前的二十年里，厄扎爾視土耳其為一個穆斯林世界中溫和伊斯蘭教的擁護者，違背了阿塔圖克的如下警告：這樣一種泛伊斯蘭化（Pan-Islamic）政策將削弱土耳其的力量，并且將土耳其民族暴露給貪婪的外部力量。事實上，在厄扎爾當權的最后一年，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這一詞語第一次被使用。

厄扎爾在1993年突然去世，開啟了一個土耳其政治的松散時代，其顯著特征是土耳其昏聵的世俗精英階層的日益腐敗和無能。舞臺已經為埃爾多安及其伊斯蘭教追隨者們準備好了，他們于2002年贏得了議會的絕對多數。厄扎爾來自中右翼的祖國黨（Motherland Party），厄爾多安則來自更為開放的伊斯蘭主義傾向的正義與發展黨（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盡管多年以來，埃爾多安本人和一些他的顧問已經緩和了他們的觀點。當然，在伊斯蘭政治思想和土耳其政治中，厄扎爾和埃爾多安之間仍然有很多人可以列入，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厄扎爾和埃爾多安好比時代的兩個擋書板（bookends）。無論如何，不同于如今歐洲和美國的任何領導人，埃爾多安實際上有著一個與厄扎爾相似的愿景，這個愿景造成了對凱末爾主義的進一步疏遠。

不同于阿塔圖克對軍隊的強調，埃爾多安和厄扎爾一樣，強調通過文化軟實力與經濟聯系，以一種溫和而微妙的方式，重塑一個從北非到伊朗高原和中亞的奧斯曼帝國。請牢記西方最卓越的伊斯蘭教學者之一、已故芝加哥大學教授馬歇爾?G?S?霍奇森（Marshall G.S. Hodgson）的解釋：伊斯蘭信仰最初是一種商人的宗教信仰，它使得信徒從綠洲到綠洲聯合起來，允許合乎倫理道德的交易。在伊斯蘭教的歷史上，真正跨越中東和印度洋世界的宗教聯系，能夠——并且確實——獲取有益的商業聯系和政治贊助。這就是與后現代世界緊密相關的中世紀精神（medievalism）。

埃爾多安如今意識到，在中東凸顯土耳其的溫和穆斯林力量，充滿著令人沮喪的復雜性。的確，土耳其實際上是否擁有政治與軍事實力來實現如此愿景，仍然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說，土耳其或許會盡其所能來增加與東方鄰國的貿易，但它仍然難以接近土耳其與歐洲之間的巨大但如今陷入衰退的貿易額。在高加索和中亞，土耳其需要將影響建立在地理與語言的密切聯系之上。然而，普京的俄羅斯持續對中亞國家施加重要影響，并且通過它對格魯吉亞的入侵以及隨后的政治策略，將阿塞拜疆置于極端不利的地位。在美索不達米亞，土耳其的影響還不能等同于地理位置上更為接近的伊朗。在敘利亞，埃爾多安和他的外交部長艾哈邁德?達烏特奧盧（Ahmet Davutoglu）認為，他們能夠有效地支持一個溫和的伊斯蘭教遜尼派反對力量，來取代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 Assad）的阿拉維派政權。但這一看法轉而被證明是錯誤的。雖然由于振奮人心地反對以色列，埃爾多安已經在伊斯蘭世界樹立了一定威望，但他認識到他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以色列與希臘以及塞浦路斯希臘族地區的關系升溫，它們如今允許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的競爭對手與它們在油氣領域展開合作。

問題的根源在一定程度上來自地理。土耳其是一個由高山和高原所組成的堡壘，占據了介于巴爾干半島和中東地區之間的安納托利亞大陸橋半島。例如，對于伊拉克等地來講，土耳其顯然并非如伊朗般不可或缺；并且，它的土耳其語不再享受阿拉伯字母的益處，而這原本能在地中海東部給予它更多的文化影響力。但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本身被庫爾德人的問題所困擾，從而阻礙它對周邊中東國家施加影響的努力。

土耳其的東南地區，根據人口統計，是被庫爾德人所控制，緊鄰敘利亞、伊拉克和伊朗的廣大庫爾德人地區。敘利亞持續不斷的分裂，潛在地釋放出那里的庫爾德人，去加入安納托利亞的極端庫爾德人組織，意圖顛覆土耳其。伊拉克事實上的崩潰，迫使土耳其沿襲一種積極遏制伊拉克北部庫爾德人地區的政策，但這又降低了土耳其在伊拉克剩余地區的影響力——這轉而又破壞了土耳其影響伊朗的努力。土耳其想要影響中東，但問題是它擁有太多中東領土，從而難以使自己從區域復雜性中抽離出來。

埃爾多安知道，他必須在國內部分地解決庫爾德人問題，從而在區域獲得更多的影響力。他甚至高調提及一個與奧斯曼帝國有關的阿拉伯詞語——維拉亞特（vilayet）。這個詞語表示一種半自治的行省——這個概念可能是與當地庫爾德人達成和解的關鍵，但也可能在土耳其內部重新激起他的民族主義競爭對手。因此，他此舉是標志性的一大步，力圖使凱末爾主義的基礎（強調一個堅實的土耳其民族的安納托利亞）無效。但是考慮到他早已削弱了土耳其軍方——這在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因此觀察者應當對低估埃爾多安保持警惕。他真正的雄心還有待觀察。雖然西方精英徒勞地嘲諷普京，但當兩人見面的時候，埃爾多安卻滿腔熱情地記下筆記。

作者：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列娃?巴拉（Reva Bhalla） 康向宇/譯 《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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