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正逐漸成為繼毛澤東以來最強大的中國領導人。弗拉基 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侵略了俄羅斯的一個鄰國。埃及總統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al-Sisi)避開了“大元帥”的稱號，選擇了同樣能夠說明其地位的“元帥”頭銜。土耳其總統雷杰普?塔伊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入住的總統府讓路易十四的宮殿相形見絀。過去這一年是屬于政治強人的一年。
在這些正在地緣政治舞臺上呼風喚雨的鐵腕領導人中，既有獨裁者，也有真正的民主領袖。盡管通過正當的選舉程序上臺，埃爾多安卻具有多數主義傾向；然 而，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卻未曾顯露出任何想要顛覆國內自由主義憲政秩序的傾向。
相反，這些人物的共同點在于一種處理國際關系的策略和一種國家主權情結，這種策略和情結更像是植根于19世紀、而不是20世紀下半葉的傳統。有些人 會把本杰明?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加到這個名單上。盡管他與這些人物存在種種差異，但比起和那些乏味的歐洲自由主義領袖在一起的時候，這位以色列總理與普京在一起時看 起來更自在。
人們原本以為，蘇聯共產主義體系解體后，世界肯定會迎來自由的國際主義秩序：俄羅斯會作為西方的伙伴繁榮發展，中國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崛起。新興大國會理解規則能帶來互利。當時那些最樂觀的國際主義者，將歐洲視為多邊主義和主權共享的后現代未來的樣板。
大體而言，這些鐵腕人物都認為事物的常態是競爭、而非合作；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國際主義者；此外，中俄兩國的領導人還都是公然的修正主義者。當然，所有這些粗略、未經深思熟慮的判斷都有例外。
在最先進的民主國家，民族主義（區別于愛國主義）在政治上是罵人的詞。而對習近平和普京來說，民族主義既是爭取國內支持的手段，也是對核心國家利益高于西方所謂普世價值觀的確認。他們對自由主義經濟秩序的承諾同樣也是有限的：經濟很大程度上被視為國家權力的一種工具。
歐洲的一項偉大成就是把歷史拋在了身后。而政治強人認為沒有理由為過去道歉。他們忙于改寫教科書。歷史被重述，被用來重燃過去的榮光，同樣多時候也被用來喚起宿怨。德國通過懺悔重塑了國家。而安倍已經厭煩了道歉。
習近平想要清算遠至鴉片戰爭時期的舊賬。而普京還在哀悼蘇聯的解體。從這種視角來看，當前這種基于規則的秩序是西方創造出來的東西。軍事實力和相互制衡的同盟是國際關系中更好的通行證。
對修習過19世紀大國斗爭史的學生來說，這一切再熟悉不過了。中國政府的官員們援引1823年問世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以及20世紀初美國打造強大海軍的歷史，作為中國目前在西太平洋謀求“宗主權”的前例，這并非偶然。
大國的鄰國應歸大國自己管，它們如是說。它們確實也是這么做的。所以普京和習近平兩人，一個對俄羅斯鄰國領土提出要求，另一個在東中國海及南中國海展示強硬姿態。
普京的復仇主義構成了最直接的挑戰。歐洲對這種威脅的感受尤其強烈，而且這不僅因為地理現實。俄羅斯政府吞并克里米亞、入侵烏克蘭東部，這一舉動已 經顛覆了現代歐洲安全秩序確立的前提，即：再也不能通過武力改變國界。歐洲大陸的后現代主義者，正在艱難應對現在這個沒有按照他們以往想象的樣子發展的世 界。
美國倒覺得這個世界適應起來沒那么難。美國對自由秩序的承 諾一向有意識地遵循利己主義，而且美國政府對國際規則制定長期以來一直持矛盾態度。1945年后的世界秩序安排，既是出于讓朋友和盟國擁有和平和繁榮的無 私愿望，也是為了確立美國的霸權。美國對冷靜的現實主義駕輕就熟，從奧巴馬政府將戰略重心從大西洋轉到太平洋就可見一斑。在美國眼中，俄羅斯雖令人頭疼， 但中國才是真正的戰略競爭對手。
將這些強人的崛起視作對西方的明確挑戰是個錯誤。他們之間同樣還存在很多分歧。盡管普京上周訪問安卡拉期間，埃爾多安一直笑容滿面，但土耳其仍是北 約的兇猛一員。安倍之所以有重建日本軍事實力的野心，也是意在威懾中國。莫迪與中國政府在喜馬拉雅山的邊界爭端，可以視為他在尋求與美國關系升溫，以及與 安倍達成伙伴關系。
從這些鐵腕領導人身上真正能看出的是，20世紀下半葉的多邊主義模式更像是段歷史插曲，而并不能代表國際關系性質的永久性轉變。全球化已經在節節敗退。隨著強人登上國際舞臺，康德(Kant)要開始為霍布斯(Hobbes)讓位，而多邊主義則要為大國政治讓道。西方即將重新開始學習在一個粗暴得多的世界里生活是什么樣子。
文/飛利浦?斯蒂芬斯 《英國金融時報》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