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隨著中國政府在歐洲政治影響力的日益增長，歐洲自由民主的價值觀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歐洲應采取何種措施來應對挑戰？針對這一問題，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與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于2018年2月合作完成了報告《威權主義的推進——對中國在歐洲日益增長的政治影響力之回應》（Authoritarian Advance——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報告首先介紹了推動中國在歐洲政治影響力活動的動機目標以及其中的各種參與者。其次考察了不同參與者在歐洲政治和經濟精英、媒體和公眾輿論以及公民社會和學術界三個特定領域實施政治影響的具體途徑與方式。第三部分著眼于中國在其他自由民主國家的影響，以說明在中國政治影響力繼續加強的背景下，歐洲可能會出現什么情況。這份報告在最后提出了歐洲應對中國政治影響力的發展可以采取的直接措施。由于報告篇幅較長，本文在編譯過程中僅提取了其中的主要觀點。
中國在歐洲迅速增長的政治影響力及其對威權主義理想的自信推動，正挑戰著自由民主體制以及歐洲的價值觀與利益。然而與俄羅斯相比，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所受到的審查則要少得多，歐洲忽視了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給自己所帶來的危險。從中國的經濟實力和中國共產黨旨在戰略性地構建全球影響力的情況來看，中國政府在歐洲的政治影響力，勢必會比克里姆林宮的影響更加深遠。
該報告首先對中國在歐洲推動其政治影響力的動機、目標及參與者進行了分析。報告指出中國政府在歐洲尋求政治影響力有兩個動機。首先，它尋求確保國內的政權穩定。其次，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將其政治理念呈現為一種有競爭力的、優越的、政治和經濟治理模式，并向越來越多的第三國提出。
在這些動機的驅動下，中國政府追求三個相關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在特定問題和政策議程上（如在歐盟獲得市場經濟地位或承認中國的南海領土主張），爭取歐盟成員國等第三國的支持。這包括在歐洲政治家，企業，媒體，智庫和大學之間建立穩固的網絡，從而為中國的利益創造一系列積極的支持。第二個相關目標是削弱西方在歐洲內部以及大西洋兩岸的團結。北京方面早前就意識到，將美國和歐盟分隔開來對孤立美國至關重要，它將更廣泛地對抗西方的影響，并擴大其在全球范圍內的影響力。第三個目標更具系統性，它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加積極的全球觀念，將其政治和經濟體系作為替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行選擇。
該報告指出， 中國在歐洲的政治影響力是由中國體制內的一系列不同的參與者推動的。大多數時候，參與者都是相互補充的，但他們也可能產生摩擦或有不同的優先順序。第一組參與者由政黨和國家組織組成，重點是贏得歐洲的政治精英。外交部利用官方的外交政策渠道，通過當地的中國大使館與外交人員聯系，并準備官方訪問和對話。第二組參與者圍繞中國的全球投資，包括國家部委、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參與影響行動的第三組參與者包括與中國內部和外部宣傳機構有關的組織。這包括中共中央宣傳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他們都負責宣傳工作的實施，例如與歐洲國家建立媒體合作和論壇。第四組參與者專注于確定和潛在地拉攏學者和記者來提升中國的地位。包括國家安全部(MSS)、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簡稱MSS)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CASS)等國家智庫在內的各種機構都在推動這一做法。第五組也是最后一組參與者關注影響海外華人社區。這項工作主要由統一戰線工作部和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協調。
該報告進而分析了中國影響歐洲的途徑。中國有一組全面且靈活的影響途徑。這些影響途徑既有隱蔽的，也有公開的，主要部署在三個領域：政治和經濟精英，媒體和輿論，以及公民社會和學術界。中國在這三個領域的努力都是針對所有歐盟成員國以及歐盟的近鄰的。然而，在更小的或經濟政治上更脆弱的國家，這種影響力的積累尤其迅速。在這些國家，中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更迅速地取得成果，并轉化為政治杠桿，有助于破壞歐洲的統一。
1）政治經濟精英——中國通過經濟投資建立政治影響力，并與愿意打破歐盟統一的領導人保持一致。
首先，中國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越來越多地通過承諾填補投資空白以換取對中國政府的政治支持，從而影響歐洲國家的政策制定。這促使一些歐洲政治精英打破歐洲對華政策，并在關鍵問題上與北京保持一致。
其次，中國對其政治模式的競爭力越來越有信心，為自由治理和歐洲合作提供了另一種選擇。在沒有政治自由化的情況下，中國利用其經濟模式的成功，吸引了歐洲部分地區的非自由派精英和歐洲懷疑派領導人，并與這些國家的外交官和政府首腦之間的高層交往頻繁。
第三，中國為影響歐洲各國政府人事決策所做的努力。中國政府支持對中國友好的官員，并聘請歐洲前政治官員為中國政府主導的行動提供服務。
最后，以一種更為“傳統”的方式，中國政府繼續以凍結政治或經濟關系的方式報復那些庇護達賴喇嘛的歐洲各國政府，在某些情況下，凍結政治關系與凍結經濟關系的手段并用。
2）媒體和公眾輿論——中國試圖通過購買現有媒體機構和建立新媒體來設定基調。
在媒體領域，中國加大了對歐洲輿論的影響力度。在這方面，一個有價值的工具是中國官方媒體在歐洲主要報紙上編寫的付費插頁。除了在讀者中推廣中國官方觀點之外，這一工具還創造了金融依賴，可能會成為中國官方新聞機構的政治籌碼，對內容有潛在的影響。
第二，中國各部委和媒體機構越來越多地尋求與歐洲媒體合作，包括建立官方媒體論壇和對話。在媒體合作方面，中國正在追求兩個主要目標。首先，簽署合作協議提供了交換內容的機會，并因此得到了由中國媒體在國外傳播的新聞。其次，協議和論壇被用來傳播中國的新聞概念。中國共產黨要么巧妙地，要么公然地，試圖將自己的另一種選擇推銷給新聞監督機構，而西歐以外的小國可以從中獲利。
最后，北京還利用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促使電影和藝術行業的組織以及學術出版社審查自己的內容。這一戰略的目標包括不同程度的新聞媒體、出版商和電影制片廠。其目的是改變這些外國機構提供的內容，要求其根據中國的審查要求進行調整，從長遠來看，這種方法可以用來塑造外國對中國的看法以及它的核心問題。
3）民間社會和學術界——中國提煉其軟影響工具，以塑造歐洲思想庫和大學的知識生產和傳播。
中國的國家行動者正日益積極地試圖影響歐洲公民社會和學術界的辯論和言論自由，特別是在智庫和大學。中國社科院等智庫在人文交流的幌子下，聚集了中國和歐洲的高層官員和學者。卡斯商學院還成功地在歐洲開設了首家外國分支機構。
此外，中國駐歐盟使團等中國國家機構也越來越多地在布魯塞爾組織和發起活動，在那里部署歐洲支持中國的游說者，以傳播中國官方對歐中關系關鍵問題的看法。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中國投資者著眼于歐洲建立學術項目。
第三個工具是中國投資和塑造的學術項目。其主要建立在歐洲大學已經廣泛的孔子學院網絡之上。現在歐洲有160所孔子學院。在歐洲的孔子學院網絡上，加上中國對專業知識需求的增加，中國知名大學現在正在海外投資項目。這些舉措自上而下的性質，引發了人們對中國政府加大努力向西方學術界輸出威權主義價值觀的擔憂。
最后，中國駐歐洲國家的大使館部署了第四種工具——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CSSA)，他們在公共場合就政治敏感話題進行動員，以平息對中國政府在歐洲學術界的批評。
在擴大其政治影響力的過程中，中國利用了歐洲的片面開放。歐洲的大門是敞開的，而中國卻在嚴格地限制外國想法、機構與資本的進入。這種不對等的政治關系在歐洲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歐洲國家越來越傾向于通過“先發制人式的服從”來調整政策，以討好中方。歐盟與歐洲鄰國的政治精英已經開始欣然接受中國的言論和利益，甚至包括那些與國家和/或歐洲利益相沖突的利益。歐盟的團結遭受到了中國分治策略的影響，尤其是在那些保護和體現了自由主義價值觀與人權的有關方面。
從自由民主的角度來看，與中國互動的所有領域都可能存在問題并且需要審查。畢竟，中國的政治模式是建立在一個威權政權的基礎之上，其目的是在國內強化一個極度狹隘的監控狀態，同時也在輸出——或至少試圖推廣——其在國外的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從而，今天，歐洲與中國互動的所有領域都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該報告接著以澳大利亞為例，指出了這種政治操作可能對歐洲未來的政治影響。
澳大利亞政府在2017年發布的一份報告表明，中國不僅與澳大利亞有著緊密的經濟聯系，還與澳大利亞的政治舞臺建立了深厚的金融聯系。從澳大利亞的證據推斷，中國未來對歐洲政治精英(現任和前任官員)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雖然中國公開支持歐洲一體化和統一，但其將越來越多地尋求利用投資關系，推動單個歐盟成員國打破歐洲對華政策。如果繼續不加抑制地投資，未來幾年這些可能會加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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