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國軍人，當年在緬甸原始叢林中冒著日軍的槍林彈雨勇敢前進，憑借的就是那滿腔的愛國熱血。”中國青年軍協會前理事長莊穆，于2014年6月3日在臺北舉辦的青年軍建軍70周年活動中驕傲回首往事。這也是所有親身走過抗戰歲月的青年軍世代之集體回憶。

青年軍組建于抗戰末期，在國共內戰中扮演過重要角色。隨后這一代人在臺灣政治、軍事、經濟、教育、社會與文化發展上扮演了重要的推手。他們至今堅持兩岸統一，協會副理事長吳文應告訴《鳳凰周刊》“我們希望國家能夠統一，過去想過要反攻大陸，現在則是希望能夠和平統一，發揚中華文化與‘國父’思想，但是我們也絕對反對‘臺獨’。”

青年學子是戰力倍增器

1944年，日軍傾盡全力發動“一號作戰”。中國經歷了七年苦戰的消耗，嚴重匱乏武器與物資，先后于河南、湖南與廣西戰場上遭重挫。眼見日軍打通了由中國東北到越南的陸上運輸線，即將經由貴州打入大后方重慶。

十萬火急，中國政府接受盟軍中國戰區參謀長魏德邁的建議，決定以在緬甸反攻中取得大捷的新1軍與新6軍為模板，仿美軍制度建立新式軍隊。要建立大規模的現代化精銳部隊，無法依靠被強征而來，目不識丁的農家子弟，中國政府感受到了提高軍隊素質的巨大壓力。于是，蔣介石把眼光轉向被他視為戰后建國人才的青年知識精英了。

與那些出于混口飯吃或者被抓壯丁而從軍的農民不一樣，接受了初中教育程度以上的青年在“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傳統思維主導下，不僅有強烈的國家意識，還能夠在戰場上發揮更大的作戰能力。畢竟，通信兵、裝甲兵、炮兵、駕駛員等崗位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礎。換裝美械的駐印軍和遠征軍因為許多士兵文化程度低，在受訓時出現很多障礙，如不認識阿拉伯數字和刻度，無法理解彈道拋物線等等。而且熟悉英文的青年軍人，在換裝了美式裝備與接受美式訓練后，能更有效地與盟軍并肩作戰。

政府發起知識青年從軍運動，還希望讓一股新生的力量能多少治愈軍隊的沉疴，進而改造整個社會風氣和觀念。蔣介石在1944年10月召開的動員會議上指出，首先要使社會民眾改變過去對于兵役的態度；其次讓民眾認識到國民黨犧牲的精神。

成立于1944年12月的青年軍，共有九個師，番號從201師到209師。青年軍大致是美械輕步兵師的編制，每師約有11000人。青年軍并不在第一批36個美械師名單上，它的裝備來自美械師的預備裝備，所以其輕武器接近國內美械師水平，但幾乎無重武器。當時陸上決戰主要靠重炮，這必然影響到青年軍的戰斗力。

除了從大后方大專院校，以及教育部設在前線的22個臨時中學中招募青年學生從軍，許多黃埔軍校畢業的年輕軍官也被分配到了青年軍部隊中擔任教官工作。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規定，訓練青年軍士兵的干部中，十分之五來自前線部隊，十分之四來自各軍事院校，十分之一來自青年軍中的優異表現者。

青年軍的待遇不是一般陸軍部隊能比肩的，官兵薪水是其他常規部隊的一倍之多。更重要的是，抗戰中后期的中國經濟近乎崩潰，通貨膨脹極其嚴重，政府特意規定青年軍“大體仿照駐印軍的標準，實行實物供給制度”。不受物價飛漲的影響，每天的伙食包括半斤肉、半斤魚、半斤蔬菜與兩個雞蛋。為了防止其他部隊中吃空缺的情況發生，美軍顧問還時常到青年軍的部隊去視察食物是否供應到位。

除了軍中待遇優渥外，政府還制定細致的優惠政策，如入伍時可領取補償金、保留學籍、子女弟妹進公立學校免學費、復員后安排工作或繼續學業??多數部隊難以企及的福利制度，非常有效塑造了青年軍的戰斗力和風紀。

青年們為雪國恥而從軍

至1944年年底青年軍成立時，響應蔣介石“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口號參軍的青年人數已接近十三萬。“7·18”事變以來日軍帶給中國軍民的國恥，是促使眾多青年拋棄在大后方的安樂日子，紛紛奔向抗日戰場的關鍵原因。

參加青年軍的老兵，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在戰場上與日軍直接交鋒的經驗，但是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經在淪陷區或者游擊區生活過，親眼見證了侵略者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有多么兇殘。

典型如來自于山西省與河南省交界處垣曲的張迅學，他老家是中條山上的戰略樞紐，中國軍隊與日軍從1938年2月開始就在當地不斷進行拉鋸戰。為了讓張迅學生活不受到戰火的影響，在第2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手下擔任視察員的哥哥，將當時年僅13歲的他帶往位于長治的晉綏軍干部學校接受訓練。張迅學還記得自己被分配到了第2團的兒童連中服務。想起離開垣曲的情況，老人家無奈的對《鳳凰周刊》表示：“當年我的老家一共被日本人占領了三次。”

長治在1939年淪陷，張迅學與其他兒童連的孩子們，跟著晉綏軍的官兵在山上打了兩到三個月的游擊。張迅學被父親帶離已經不再安全的晉綏軍干部學校，轉送到中央政府在山西省平陸縣太寨創辦的兒童教育所接受小學教育。當日軍于1941年發動晉南戰役，并將中央軍位于中條山的部隊全數趕到黃河以南之后，張迅學又被迫跟著兒童教育所流亡到陜西。小學畢業后，老先生考入國立第7中學讀書。

對于當年從軍經過，張迅學表示：“號召知識青年從軍的時候我在讀初二，我因為從小受了日本人的氣，所以就報考了青年軍，當時在陜西從軍的有一萬多名青年，光是國立7中就有80多個人。”

在日本占領下的上海就讀震旦附中的莊穆，表示在淪陷區生活的中國人，如果經過日軍崗哨的時候不向侵略者鞠躬的話，對方隨時可能用刺刀將他們殺死，從而讓人感到莫大的恐懼與羞辱。最后，莊穆與一群不甘接受日本人統治的青年學生離開了上海，投奔重慶，走向了參加抗戰的道路。

同時期生活在法租界的湯寅山，也在日軍攻擊珍珠港，并且將影響力滲透到了租界之后，因為實在無法接受當亡國奴的日子，而獨自前往浙江省金華報考教育部設在當地的進修班。隨著日軍在1942年打下金華，湯寅山跟著學校逃到南平，并在當地考取了位于贛州的國立第19中學。

軍校第18期畢業的徐觀超，在青年軍成立后在202師604團第3營第9連第2排擔任排長。年紀稍長的他，曾經在1938年臺兒莊戰役期間在川軍將領王銘章指揮的第41軍112師政工宣傳隊服務。當時在徐州中學讀初二的他因親眼目睹了王銘章犧牲成仁，從國立第1臨時中學畢業后報考位于陜西漢中的陸軍軍官校第1分校，并于1944年畢業后正式成為一名青年軍軍官。

《鳳凰周刊》采訪的以上老兵，一致認為參加青年軍是為了一雪國恥。

未及上戰場成一輩子遺憾

當日軍的攻勢分別于1945年2月、6月在獨山與湘西受挫，隨后又同中國軍隊在豫西、鄂北會戰中打得難分難解，青年軍的任務由原先保衛大后方，轉變成了支持同盟國軍隊在中國戰場上的反攻。

但日本戰敗的速度遠超過中國政府的預計，多數青年軍官兵在勝利來臨前無法實現參軍打日軍的愿望。莊穆當年所隸屬的207師汽車團是唯一上過抗日戰場的青年軍部隊。莊穆表示：“我們先是被派到印度接受訓練，后來就開著美國十輪大卡車支持孫立人的部隊在緬甸戰斗。”

莊穆跟隨著汽車兵團從密支那開始，一路見證了國軍在巴莫與碗町等戰場上的勝利。他還目睹了駐印軍與遠征軍的官兵在芒友會師的盛況。莊穆表示參加中印公路的通車典禮是他一輩子最光榮的時候：“我親眼看到我們中國的軍人與美國還有英國的軍人站在一起，見證了盟軍在緬甸的勝利，這是我們國家與美英所共同分享的榮耀。”

兩支成立于安徽省六安縣的青年軍獨立631與632團，在大別山游擊區遭遇過日軍掃蕩。當年服務于632團的潘長發指出這兩個團的部隊主要由安徽本地青年和來自于淪陷區的流亡學生所組成，本要送到印度接受美軍教官的訓練，因為日軍封鎖了平漢鐵路而一直無法南下。為了避免這些青年學生在行軍途中遭遇不必要的犧牲，政府命令這兩個團留在大別山就地接受訓練。

在日軍的封鎖下，他們無法如其他青年軍部隊一樣從后方取得美軍提供的作戰物資，只好繼續使用老舊的步槍與敵人周旋。潘長發表示絕大多數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夠躲躲藏藏，最后協助陸軍138師收復省會合肥。

對這群懷抱救國理想而參軍的青年軍官兵而言，抗戰的勝利固然值得慶幸，但是沒有上戰場的事實成為了他們一輩子所無法釋懷的一段過去。

內戰時站在國民黨一邊

青年軍于1946年6月3日完成了復員工作，原本參加軍隊的學生們又回到了學校繼續學業。1947年春，內戰戰場吃緊，國民政府再度號召知識青年參加第二期青年軍，不少參加第一期青年軍的學生重新回到了部隊。

在內戰中，青年軍的戰斗力在國民黨軍隊里屬于中上等。雖然缺乏重武器，但是戰斗意志很頑強。如沈陽守軍投降后，207師仍然在戰斗，最終還有3000多人分散突圍逃回關內。北京和平改編的205師也被認為特別頑固，抗拒改造，甚至還向演講臺上丟手榴彈，最后被提前遣散了。

之所以愿意戰斗到底，是因為青年軍的官兵絕大多數來自于社會階層比較高，經濟水平相對富裕的家庭，因此把國民政府視為代表中國正統政府的心態也就更為強烈。當年從上海淪陷區奔赴大后方的莊穆先生，就指出他們那群學生中有不少人投奔了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但是來自于商人家庭的他正統觀念比較重，所以決定前往重慶加入國民黨。

根據張迅學與湯寅山的說法，他們都是抗戰期間接受過國民政府照顧的流亡學生，并且因為參加了青年軍，得以在日本投降后繼續接受深造。回憶起當年政府成立臨時中學的情況，張迅學先生指出自己所就讀的國立7中是在非常艱困的環境中從無到有興建起來的，所以學生們從一開始就對當時的政府有很高的向心力。而當他于1946年11月在東北復員后，政府又先后安排讓他進入長春青年中學與嘉興青年中學讀書，所以他一直以來都非常感謝蔣介石與教育部長陳立夫。

此外，不少人在參加青年軍前就已加入三青團，或與蔣經國有一定的私人關系。如來自南昌的胡德安，早在他志愿加入208師前就已是青年團在靖安縣的儲備主任，他自豪地表示蔣經國就是他的直屬長官。“蔣經國是沒有話講的好領袖，我曾在他機要秘書辦公室登記與他來往的朋友地址與地點。”胡德安告訴《鳳凰周刊》。

臺灣，青年軍一代無處不在

因201師在1949年秋的金門之役中戰績凸顯，今日島內普遍認為青年軍對于穩固國民黨政府在臺灣的統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事實上，許多青年軍老兵后來都留在軍中，在陸海空三軍里有優秀的表現，但他們對臺灣的貢獻不止是在軍事領域。根據抗戰末期出任軍事委員會外事局翻譯官的黃天才回憶，當年參加青年軍的人都是國民政府培育用于建設戰后中國的人才，若非日軍攻勢猛烈，蔣介石絕對舍不得把他們投入戰場，所以他們自然而然能夠在臺灣的各行各業中有所表現。

蔣經國時代崛起的國民黨政治精英，許多人便是在抗戰期間報名參加青年軍。名人除了馬英九的父親馬鶴凌外，當過“副總統”的李元簇與“行政院長”的李煥都是來自青年軍的老同志。綠營里，作為民進黨創黨元老之一的江蘇人傅正，也是青年軍的一分子。

除了政界外，同樣有眾多青年軍老兵活動于媒體界與教育界。如黃天才先生當過“中央”社的社長。參加過206師的山東人李瞻，則出任過“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為臺灣培育了無數的新聞人才，他編寫的新聞學書籍至今還被媒體圈視為“圣經”。

甚至在文藝界，不乏青年軍出身的名人。2014年5月在新北市去世的詩人周夢蝶，就是參加了第二期青年軍的河南人。

張迅學在1965年退役后，在陸軍士官學校教授國文。老人家指出青年軍的很多老兵還參與了臺灣的十大建設工程，他們每一個人都牢記蔣經國“今天不做，明天就會后悔”的精神，把這塊小島從無到有的建設成了一座美麗的寶島。

“青年軍對臺灣貢獻很大，無論是在教育界還是軍中都有很大的發展，許多的教授與將軍都是青年軍出來的，因此我也以青年軍為榮。”吳文應在接受《鳳凰周刊》訪問時說。

文／許劍虹（臺灣）

本文曾刊載于《鳳凰周刊》2014年第29期 總第5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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