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訪問日本期間，福克納在長野舉行的美國文學研討會上發言的場景
離開菲律賓后，福克納又前往歐洲進行了為期六周的訪問。在此期間，他通過廣播電臺——這些電臺輻射的對象是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國家——表達了他對個人權利和言論自由重要性的看法，并鼓勵聽眾反抗壓迫以及任何形式的極權主義。而在冰島，福克納的宣傳作用再次凸顯，這個國家剛剛和美國簽署了共同防務協定，同意北約在當地部署軍事力量，政府的這一決定遭到了部分民眾的反對，國內局勢緊張。福克納到達冰島后，受到了總統的接見，并與大學、新聞媒體各界人士會面交談。在接受當地一份刊物采訪時，福克納談到了美國在冰島的軍事存在問題，他認為無論冰島還是美國都不應為駐軍負責，言外之意是，麻煩的根源是蘇聯，并且他還相信，美國人以自由之名在此駐軍要比俄國人行侵略和暴力之實好得多。
1961年4月，福克納參加了委內瑞拉舉行的慶祝獨立150周年的典禮。這是福克納晚年參加的一次重要的官方出訪活動。當時正逢美委關系的關鍵時期，委內瑞拉國內支持古巴的左翼激進力量正處于急劇上升的勢頭。就在福克納到訪前幾周，委內瑞拉剛剛發生了一場未遂的政變，叛亂分子試圖推翻總統貝坦科爾特（Romulo Betancourt）領導的政府。在三周的訪問行程中，福克納與現任總統貝坦科爾特和前總統加列戈斯（Romulo Gallegos）數次會面，同為作家的加列戈斯十分仰慕福克納及其作品，他還親自為福克納授予委內瑞拉最高榮譽“安德烈·貝婁獎章”（Order of Andre Bello）。在美國新聞處的廣泛宣傳下，福克納的此次訪問成功蓋過了豬灣入侵事件和蘇聯宇航員加加林上天在當地的影響。
毫無疑問，福克納的海外訪問總體上實現了美國國務院的宣傳目的，不過這段歷史的一個復雜之處在于，福克納實際上不僅僅扮演了冷戰斗士的角色，他還有種族主義批評者的另一重身份。在上述幾次海外訪問中，福克納在大聲贊揚民主的同時，也不忘指出美國國內存在著嚴重的種族主義問題及其對于美國國際聲望的損害。而國務院的官員似乎是有意地忽略了這一潛在風險，這與1946年美國國務院對于“美國超前藝術”展覽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這場藝術展覽由于有左翼傾向的藝術家參與而被緊急叫停。本文作者認為，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福克納在獲得諾獎后具有了非同尋常的影響力，美國官方樂于將這樣一位知名作家包裝成為既是美國又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公眾人物，他偶爾發出的批評因而也被容忍，甚至被視作是有助于塑造美式民主國際形象的有利因素，因為這正可以顯示民主政體下公民擁有充分的表達自由。1962年7月福克納逝世后不久，美國駐墨西哥大使館就組織舉辦了一場“威廉·福克納周”活動，官方將這位作家贊頌為是美國國家文化成就和民主體制的象征，這或許可以看作是這位諾獎作家的最后一次海外宣傳之旅。
2 “特洛伊計劃”：冷戰社會科學史上的一頁
整理自: Allen A. Needell, “Project Troy and the Cold War Annexation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Politic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edited by Christopher Simps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有人曾將冷戰稱作是一場“社會科學家的戰爭”，且不論這樣概括是否完全恰當，但這個比喻的確從一個側面揭示出了冷戰與社會科學之間存在的緊密聯系。可以說，冷戰對于戰后美國社會科學的發展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由于這場戰爭帶來的需要，一批專門從事“政策相關研究”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幾所重要的美國大學中得以借助國家資金的支持而建立起來。其中的一個典型案例便是1950年至1951年開展的“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
二戰期間美國戰爭信息署的宣傳畫報
“特洛伊計劃”的緣起可以追溯到二戰中美國的宣傳行動。早在二戰初期，美國政府就通過建立戰爭信息署（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美國人忌諱用“propaganda”一詞，而更多用“information”、“communication”等詞代替）協調并開展針對海外（包括敵對國、盟國和鄰國）的心理戰，其手段包括了播送“美國之音”廣播、好萊塢電影、報刊宣傳冊等等。戰爭結束后，在杜魯門總統的指示下，一度將戰爭信息署承擔的行動轉移至美國國務院下轄的一個新設的臨時機構：國際信息處（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負責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完整清楚地展示美國人的生活以及美國政府的目標和政策”。然而，隨著冷戰的興起和美蘇緊張關系的不斷升級，制定一個正式且完備的宣傳與心理戰戰略變得越來越迫在眉睫。1950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出臺了NSC-59號文件，提出由國務院負責制定和實施心理戰計劃。次月，在主管國務院對外宣傳官員威廉·巴雷特（William Barrett）的籌備安排下，杜魯門總統在美國新聞編輯協會（ASNE）發表了啟動“真相運動”（campaign of truth）的演說，他特別贊揚了“美國之音”的行動，并表示“我們必須讓人們知道我們真實的樣子，而不是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我們必須通過一場偉大的真相運動讓全世界聽到我們的聲音”。
盡管美國政府十分重視宣傳戰略，但從1949年起，“美國之音”的俄語廣播電臺開始受到了蘇聯的全面干擾。為了“將真相傳播到鐵幕另一邊”，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考慮建立專門的行動計劃來解決這一問題。時任國務卿艾奇遜將這一任務交給了預算局局長、杜魯門親自提名的副國務卿詹姆斯·維布（James E. Webb）負責，維布向好友無線電工程師勞埃德·伯克納（Lloyd V. Berkner，時任軍方聯合研究與發展委員會主任）求助，希望借助他在學界的人脈，招募一批人員參與計劃。在伯克納介紹下，1950年7月，維布邀請了麻省理工學院校長詹姆斯·季立安（James Killian）和該校人文與社會研究學部負責人約翰·伯查德（John E. Burchard）到華盛頓共進午餐，兩人欣然同意加入計劃，允諾將組織一流的自然科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專家團隊進行大量的調查研究，并盡可能在1951年1月1日前向美國國務院提交最終報告。兩人還建議，要實現這一計劃的目標，不僅要在技術上實現突破，也需要在更廣泛的傳播學、心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開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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