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憲意圖由來已久

約翰·道爾在其榮獲普利策獎的著作《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中寫道：“憲法草案原本是由 GHQ（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民政局人員在東京的 ‘第一生命’ 大廈為期一周的秘密會議上以英文擬就的。如 GHQ 的內部備忘錄所指出，他們將舊的明治憲法掏空，僅留下 ‘結構和標題’，然后將舊殼重新填入英美和歐洲的民主理念——甚至不僅如此。在新的憲法下，日本還放棄了發動戰爭的國家權利。”

雖然這部 “和平憲法” 在戰后的漫漫 70 年中一字未改，但日本政界的修憲意圖由來已久，絕非新鮮課題。

政治學者渡邊治指出，日本在 1990 年代初期即迎來了繼 60 年代以來的第二波修憲高潮。冷戰結束后，美國為發展全球戰略，向日本施壓，要求其分擔軍事任務，“共同流血”。當政的自民黨有心響應盟友召喚，無奈至高無上的《憲法》第九條早已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武力行使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項目的，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 執政黨既無法對派遣自衛隊 “出征” 做出符合憲法規定（“合憲”）的圓滿解釋，而在社會黨、共產黨和公明黨等在野黨的強大攻勢下，還需對自衛隊的活動加以限制。限制內容具體包括：（1）禁止向海外派遣自衛隊；（2）禁止行使集體自衛權；（3）禁止 “與他國軍隊武力行使一體化”。

一句話，在憲法的嚴格制約下，日本不能 “流血”，甚至無由 “流汗”。

自民黨當然并未就此中止其推動修憲大業的嘗試。于 2001 年 4 月開始就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純一郎借助伊拉克戰爭這一 “良機”，以人道救援的名義將自衛隊部分隊員派往伊拉克，支援當地的水資源凈化和基礎設施的重建工程等。為化解圍繞伊拉克支援群的任務性質所產生的激烈爭議，自民黨方面辯稱，第九條雖然禁止以 “武力行使” 為目的向海外 “派兵”，但并未對從事人道復興支援的 “派遣” 活動加以限制，因此并不違憲。此后，執政黨一次次采用 “修改憲法解釋” 這一手段陸續突破憲法的層層防守。

另外，從 1991 年至 2003 年，各黨派和媒體等共發布了 26 種修憲草案。其中得到廣泛討論的草案之一是向來與自民黨并肩奮斗的《讀賣新聞》所發布的 “憲法修正試行方案”。該方案著力淡化復古色彩，例如將現行憲法中被置于第 1 章的有關天皇的規定挪至第 2 章，并增加了有關人權的內容，強調新憲法與時俱進，比先前更重視國民主權。這一方案還新增第 4 章 “國際合作”，明確提出應允許 “自衛軍” 在海外參與“維和及人道支援活動”。

當然，自民黨并非唯一一個積極推動修憲的黨派。2003 年眾院大選時，民主黨和公明黨也分別在競選綱領中表露了修憲意向。而第一屆安倍政府起草的 “新憲法草案” 尚需迅速崛起的民主黨認可方能在參眾兩院獲得更穩固的支持。幾年后，民主黨黨首小澤一郎對自民黨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產生不滿，進而率領民主黨走上了反對修憲的道路；日本民眾也在護憲派 “九條會” 等民間組織的號召下頻繁舉行大規模游行集會，自民黨的修憲事業隨之陷入低谷，在 2006 年至 2012 年的期間內始終未能發布籌備已久的 “日本國憲法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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