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張初元為例，他所在的村中，張姓只有一戶，而村長需村民大會投票選出，他很難成功，但“為了保證選舉的勝利，防止壞分子混入村政權”，縣委果斷介入，使他最終當選。在有的地方，上級甚至采取了幕后開票、暗箱操作等方式，到1945年初，村干部中“自己人”占據了絕大部分，地主只剩5%。

值得注意的是，新精英被塑造為全能英雄，在當地不僅擔負行政管理工作，且有倫理、文化、教育等方面最高解釋權，當局顯然是想以他們為典型，帶動周邊“進步”，但從實際效果看，吳滿有鄉、申長林鄉、甄士英鄉等后來工作并未取得較大進展。畢竟，新精英的成功完全仰仗上層資源，而這幾個鄉離縣城較遠，領導不易照顧到。

制造新精英的風險

從張初元等人的崛起中，可以看到當時普遍采用的社會動員技術，即找對關鍵人，政府及時投入資源，通過英雄化等手段，最終實現對傳統鄉村精英階層的替代，但這存有兩方面隱憂。

首先是新精英們的墮落，如勞模張希望到處宣稱：“我見過毛主席，誰在我跟前胡騷情，我就送他進禁閉室。”張初元也出現了減逃公糧負擔、包庇親戚、用上級發的武器打獵等問題，村民暗地稱他為“烙餅干部”，還給他起了個“外鬼”的綽號。

其次，在塑造新精英的過程中，媒體權力過大，易出現偏頗。比如“郭四顆事件”，郭四顆是汾西縣霍家坪農民，與鄉里孟文華結仇，在孟的欺騙下，干部張祝三未充分調查，將郭處以死刑，不久后《晉綏日報》連發三篇報道，將該事件解讀為“惡霸地主破壞土改，殺害貧農郭四顆”，其實郭四顆當時在村中擁有土地最多，并被部分村民視為“二流子”，可在媒體影響下，孟文華、張祝三被先后處死，郭四顆成了“反封先鋒”。

再比如勞動英雄吳滿有，因交公糧多被樹為典型，從1942年到1947年，《解放日報》先后142次以其姓名入標題，比同期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還多10次。吳滿有是富農，雇了兩個長工，王若飛親筆為他撰文申辯，稱他為“革命的富農”，提出“要反對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以及各種各樣的安于貧窮、以貧窮為光榮的糊涂思想的殘余”，艾青還為他寫了長詩《吳滿有》，為此也當上了“勞動英雄”。

1947年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吳滿有被俘，南京《中央日報》用數版篇幅加以報道，并在廣播中反復播發他的“訪談”，據吳后來說，那是國民黨偽造，但因影響太大，使其后來人生充滿悲劇。

從細處看歷史

新精英的崛起，對中共掌握農村具有特別的意義，以往地主常聯合起來對抗公糧征收等任務，村干部亦無可奈何，在新精英們的打壓下，地主們不得不交出土地，活動空間被大大壓縮，從而隔斷了國民黨與鄉村的聯系。在解放戰爭中，上海等大城市因糧食供給不足，引發持續混亂與動蕩，而解放區則無此虞。

為應對這場“邊區的革命”，地主階層也采取了因應之策，其中米脂縣最具代表性。這里富商多，他們鼓勵女兒嫁給共產黨軍官，因而一度被戲稱為“丈人縣”，有些地主大量捐輸，以和高層建立起復雜的社會聯系，通過種種努力，他們一度保持穩定。但，隨著國共戰爭爆發，失去鄉村控制權的地主階層，還是被新精英們鏟除。據統計，民豐和民權區108戶地主中，74戶被批斗，其中民豐區10名地主被捆，4名被吊，11名被磨。地主經濟徹底被消除。

對于“土改”，以往人們多從宏觀去了解，但任何一場革命除了理想與口號，還要有具體的手段和執行團隊。將潛在資源充分開發出來，轉化為變革的動力，不僅決定著一項事業當下的成敗，還會對其未來走向產生深刻影響。這就是為什么了解歷史應從細節入手，通過一個個案例去深入分析，而這恰好是本書突出的亮點。

文/唐山 原載于《鳳凰周刊》2015年第20期總第5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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