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重要時期的表現，也是參考因素

除了“平衡山頭”、時任職務、資歷、業績等因素外，這些將領們在中共早期革命斗爭的幾個重要時期的表現，也對他們的授銜結果有所影響。

曾任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的蕭克，本來有資格入選大將，但他在長征中斗爭張國燾時保持了沉默，被認為是站在了張國燾一邊。用蕭克自己話說是“站錯了隊”。這成為毛澤東認為其“在歷史上不正派”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成了他沒被授予大將軍銜的因素之一。參加了《蕭克回憶錄》的編撰工作的周炳欽認為，“在中國革命戰爭中，蕭克不僅是我軍歷史上最年輕的高級指揮員之一，還有著與同時授銜的共和國元帥們相處共事的特別經歷”，“在這次授銜的55名上將中，他名列榜首。也許這并沒有表明其戎馬生涯的真實價值，授銜前毛澤東曾親自找他談話，對他說，把你放在這個位置上，別人就不好說什么了”。

與蕭克的個案相對照的是林彪。林彪在十大元帥中資歷排在倒數第二位，卻名列十大元帥第三位，除了基于戰功，他因為在關鍵時刻支持毛澤東而贏得毛澤東的欣賞和信任，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在1955年將帥評銜的具體工作中，負責單位和領導一方面要盡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糾正一部分干部錯誤的認識和態度；另一方面要做好平衡排隊工作，盡可能評得公平合理，既使本人基本滿意，又使上下左右都沒有意見。因為只有評得適當，才能真正達到調動干部積極性的目的。這就要求在全面考核了解干部的基礎上，根據評銜的條件和標準，反反復復地比較，多方面征求意見。中央和軍委領導也很關心、重視這項工作，及時聽取匯報，及時指示。

高風讓銜，比比皆是

對于給不給軍銜、給怎樣的軍銜，大多數將帥并沒有過多計較，而是表現得十分豁達。

1955年9月初，天津的一家軍工廠趕制了一套大元帥制服。大元帥服的肩章由金黃色底面構成，上面繡著紅色的國徽和銀色的五角星，看上去威武莊嚴。這套制服本是給毛澤東量身定制的，但他卻一天也沒有穿過。

在得知自己被評定為“大元帥”的消息后，他找到彭德懷和羅榮桓：“我這個大元帥就不要了，讓我穿上大元帥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眾中去講話、活動，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評軍銜為好。”

毛澤東表態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也紛紛表示，不參加評定軍銜。那時候，劉少奇、周恩來已經主持黨務、政務工作，他們拒絕元帥軍銜尚可理解，在軍中掛名的鄧小平無論如何也找不到拒絕的理由，然而，在他的堅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的12位中央軍委委員中，除毛澤東之外，另一個沒有元帥軍銜的人。

彭德懷也在同干部的閑談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這個牌牌，也夠不上什么元帥，如果要評的話，也很難說評個什么‘將’是合適的。但這不是個人問題，倘不評一些元帥，就會使一些人難得依次評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談話時強調：“我不喜歡人家叫我元帥，這是戰爭的結果，是學人家的，我不喜歡肩上這兩塊牌牌。”

許光達在得知自己將被授予大將軍銜的消息后，還曾主動給毛澤東等軍委領導寫了一份“降銜申請書”：

“我感謝主席和軍委領導對我的高度器重。高興之余，惶惶難安。我捫心自問：論德、才、資、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靜嗎？……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實事求是地說，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說同大將們比，心中有愧，與一些年資較深的上將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長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勛卓著：湘鄂贛豎旗，南泥灣墾荒；南下北返，威震敵膽；進軍新疆，戰果輝煌……

為了心安，為了公正，我曾向賀副主席商請降街。現在我誠懇、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請：授我上將銜。另授功勛卓著者以大將。

許光達1955年9月10日”

毛澤東拿到這封信后，激動極了。軍委會議室里，他揚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懷、林彪、賀龍等軍委領導人面前：“這是一面明鏡，共產黨人自身的明鏡！”彭德懷插話說，這樣的報告許光達連寫了三次。毛澤東聽后點點頭，越說越激動，起身離開座位：“不簡單啊。金錢、地位和榮譽最容易看出一個人，古來如此。”他隨即大步走到窗下，雙手用力推開窗戶，用帶著濃濃湖南鄉音的語調低吟：“五百年前，大將徐達，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將許光達，幾番讓銜，英名天下揚。”

雖然在正式授銜時，許光達仍被授予了大將軍銜，但中央軍委在慎重考慮了他的意見后，將他的行政級別定為五級，他也因此成為當時唯一被定為行政五級的大將。

類似的讓銜、請求降銜、不爭銜的例子還有很多：

比如總干部部副部長徐立清。按條件，他理應授銜上將，但當他得知上將名額需要減少時，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這次授銜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樓臺先得月”為由，申請降為中將。彭德懷幾次找他談話，都拗不過他，最終，他成為當時的兵團級干部中僅有的幾名中將之一。

訓練總監部軍外訓練部副部長孫毅，歷來談泊名利，心胸豁達。他對人說：“我只有從勞之苦，而乏建樹之功，在評銜時要寧低勿高，授我少將足矣。”但組織上考慮到孫毅資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將軍銜。

白志文，紅軍時期就是師長。被評定為少將后，有人建議他去爭取一下，他卻說：“有什么好爭的？多少人連命都沒了，我們紅三軍團參謀長鄧萍同志，犧牲時不到30歲。我們命大活下來了，評一個少將就該知足了！”

段蘇權，紅軍時期就是黔東獨立師政委，解放戰爭時期曾任四野第八縱隊司令員。授銜那天，他站在少將行列里。他的周圍，是當年他親自指揮的團長；前排的中將行列中，有幾位當年在他手下當過師長；再前排的上將行列中，則站著曾與他同樣擔任縱隊司令員的戰友。有同事小聲說：“老段，你該站前邊去，向前走兩排。”他卻淡淡一笑：“組織上叫我站這里，我就站這里。”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宋任窮回憶說，授銜的初步方案公布后，大多數人對此都表示認可，但也有那么一小部分，對結果并不滿意。有的人雖然嘴上不說，心里卻不很舒服；有的人眼淚長流，兩三天不吃飯；還有人跑到領導那里，說自己如何勞苦功高，點著名要高級軍銜；更有一個紅軍時期的老干部，在聽說自己將被授予少將軍銜后，竟公開地說：“我要把那牌子掛到狗尾巴上去！”毛澤東聽到這些事，很不高興，諷刺道：“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授銜時。”

歐陽青在《解放軍首次實行軍銜制全景式掃描（上）》一文中描述，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評為中將。王必成覺得自己的軍銜低，便找到老領導譚震林，希望他能幫自己向上面反映一下。譚震林還真去了，結果讓上邊一頓批評。王必成知道以后，還專門找譚震林道歉。譚震林絲毫沒怪罪王必成。譚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說，“譚老板”人很厲害，愛發脾氣，但對部下很體貼。王近山也喊過幾嗓子，被鄧小平嚴肅地批評了一頓，就算了。

還有被評定為少將的鐘偉。他在紅軍時期的最高職務是師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中又任四野的十二縱隊司令、四野四十九軍軍長。這次授銜時，和他平級的人大多被評上了中將，這讓他覺得自己“被評低了”，火氣上來，罵了人。這事傳到林彪耳朵里，他氣得將鐘偉叫去狠狠批評了一番。事實上，關于鐘偉的軍銜評定過低，毛澤東心里十分清楚，所以評級后，鐘偉的待遇一直是按中將甚至上將的標準定的，毛澤東甚至親自點名，讓他擔任北京軍區參謀長。鐘偉可算是低銜高配的好例子。

還有，從部隊調到外交部當大使的和在地方工作的人中，有的也提出要軍銜。好在有些高級干部的思想工作，中央軍委領導同志親自出面去做了。

實事求是地講，王近山、王必成等人表達自己的看法，是很正常的，他們并未違反黨的規定，也不該因此受到人格和品德上的質疑或批判。只是相比較而言，讓銜者當然更值得尊敬、佩服，甚至是敬仰。

就這樣，伴隨著大家的不同反應，將帥軍銜評定從1950年開始籌劃，在經歷了5年的動態變化過程后，直到1954年9月28日，才出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名單，1955年9月27日才召開將帥授銜典禮。單從時間上，就能看出將帥人選的遴選是一個多么復雜的過程。而1955年的將帥授銜，也因此呈現出多面、多層次的立體狀態，作為一個復雜而豐富的“重要現場”，被定格在歷史的長河中。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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