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對外經濟模式

中國在以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積累了足堪世界各國借鑒的經驗，但也引發了嚴重的問題：收入分配體制不公而致貧富兩極分化；企業與政府關系過于密切易催生腐敗；片面強調經濟發展帶來環境惡化，等等。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的國內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承受。但隨著中國經濟逐漸走向世界，這種發展模式中的問題也隨之“行銷”世界。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說過，中國經濟走向世界可分為三個階段：產品、公司和國家。現在回頭看來，在中國經濟以“產品”走向世界的階段，歐美國家由于貿易體制成熟，“中國制造”的情況還好。但在俄羅斯、東歐等市場經濟不健全的地方，“中國制造”幾乎成了“問題產品”“質量差”的代名詞，對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長期合作帶來了惡劣影響。

在中國經濟以“公司”走向世界的階段，對外投資主體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主。如前所述，不但對投資的管理不善，虧損嚴重；而且過度追求資源占有，讓中國在所在國飽受“新殖民主義”的指責。有時還兩者都沾邊——像中鋼集團在澳的“敵意收購”，既虧了錢，又背負了惡名；而中資企業在東南亞的熱帶雨林開發，也飽受爭議。

而今，中國經濟開始以“國家”走向世界。關于“中國模式”會否影響其他國家的發展模式問題隨之被世界各國重視。美國、日本對亞投行的謹慎態度，歐洲國家一再強調亞投行規則的制定程序，如果拋除形式上的正義，其實質是表明了發達國家對于“中國模式”中負面問題的憂慮。從這個角度來看，亞投行雖然是一個聰明而大膽的嘗試，意在整合世界金融資源助推亞洲發展。但就以往的投資和援助方式來看，與上述風險高度耦合。除非中國創新和改變現有的投資模式，否則很容易被自己的強大投資能力所累。

不過，好消息是，2014年習近平在參加布里斯班G20峰會上明確提出，中國支持加強全球制度，而非弱化全球制度；中國也支持世界銀行搞的“全球基礎設施投資基金”，愿意把自己的“一帶一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納入全球計劃中。如果這些提議仍然有效，就意味著，在以“國家”走向世界的階段，中國也在試圖讓世界走向中國，用成熟的全球經濟制度來改善中國的制度短板、防止“模式風險”的發生。如過這些提議得以實踐，就不僅是一個亞投行的項目的成功，中國對外經濟模式的制度性進步對中國、亞洲和世界的發展貢獻將不可限量。

話說回來，世界各國對亞投行的捧場確實是給了中國面子，但中國自己卻不能停留于這種面子上的成功而沾沾自喜。因為亞投行所可能帶給中國的，除了表面的榮耀外，更是一次站在大國地位邊緣的測驗。當中國已經被默認為是一個有資格引領世界的角色，被全世界期待發揮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特效”時，就更需要在一片贊譽聲中清醒地認識到可能的風險——這些風險既是針對中國的，也是針對世界的。

文/唐昊 政兒八經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亞投行的最大風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