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前，美國自由派與保守派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權中的分布態勢，也為自由主義發展創造了機遇。以國會為代表的立法機構，是美國自由與保守路線之爭的主戰場，雖然共和黨從2015年起掌控參眾兩院但在參院不占據絕對多數席位，且民主黨控制了白宮，兩黨實質上處于勢均力敵的態勢。以聯邦最高法院為代表的司法部門，雖然在路線之爭中處于相對超脫的地位，但是美國行政“司法化”的弊端也在侵蝕最高法院的公信力。

從行政部門看，民主黨政府在奧巴馬任內大力推行“大政府”政策，成為美國社會“向左轉”的動力之一。奧巴馬的醫療健保改革被認為是美國“進步主義運動40多年來在社會政策上最重要的成就”，它本質上是通過“劫富濟貧”的再分配使保險覆蓋全民，同時加強對保險公司的管制。醫改法主要條款已在2013年10月正式實施。奧巴馬任內第二大立法成就是金融監管法案，這一改革基本上也是管制式的，通過規范華爾街的行為，拯救美國的金融體系。此外，民主黨政府還在教育、稅制、環境、能源等領域推出強化政府職能的政策，實質上是通過加強管制，實現社會公平與正義。

從立法部門看，府會在2010年實現“弱分治”、2015年開啟“強分治”，從結構上確保共和黨對民主黨“大政府”政策的制衡。共和黨力推國會通過《2011年預算控制法》，試圖通過強制性削減開支減少政府赤字，實現預算平衡。對于奧巴馬政府自由主義傾向明顯的政策，如應對氣候變化、強化槍支管制、推行綜合移民改革等措施，共和黨則扮演“剎車”角色，予以堅決的制止。共和黨內極端保守派茶黨是“小政府”理念的忠實信徒，他們認為即便國會不作為，也比允許行政部門亂作為要好。盡管如此，面對拉美裔人口比例激增的現實，共和黨出于選舉考慮，未來也不得不在移民改革上有所動作，推出客觀上有利于社會多樣性的主張。

以聯邦最高法院為代表的司法部門，盡管在九名大法官中，保守派占優，然而為適應社會發展新現實，近年來最高法院的若干裁決客觀上均對自由派有利。事實上，早在克林頓時代，最高法院的多數大法官就開始熱衷于迎合主流民意。加之時任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立場變化后，最高法院已在1990年代后期逐漸左傾。2012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奧巴馬醫改法主要條款“不違憲”，從而為該法的實施鋪平了道路;2013年裁決《捍衛婚姻法》部分條款違憲，實質上是在聯邦層面承認了同性婚姻合法化;2014年裁定維持下級法院推翻5州同性婚姻禁令的判決，使得同性婚姻合法化州再增加5個。即便是最高法院被認為“親資本”的有關放寬競選經費限制的裁決，實際上對民主黨和共和黨籌集競選經費所產生的機遇是相同的。

以美國政府目前的施政僵局來看，國會保守派對于行政部門的自由派形成有力制衡，雙方都很難出臺并通過極端的政策。民主黨政府唯一的施展空間在于行政命令，而這正成為共和黨重點挑戰的對象。檢驗三權內自由與保守力量對比最恰當的案例，將是國會訴奧巴馬政府“濫用行政權力”案。奧巴馬依賴行政命令施政，很大程度上源于國會保守派對其“大政府”政策的阻撓。奧巴馬權力擴張被稱為“過度的政治行動主義”(excessive government activism)，是“大政府”的重要表現之一。最高法院在歷史上不傾向于介入立法與行政部門之爭，但對上述案件的裁決將顯示當前最高法院的傾向。

三

或許將美國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并存現象解釋最為恰當的，是1967年學者勞埃德?弗里(Lloyd Freed)和哈德利?坎特里爾(Hadley Cantril)在《美國人的政治信仰》中的結論，即許多美國人是“思想上的保守派”和“行動上的自由派”。美國社會出現上述自由與保守路線并行不悖的現象，既源于其自由主義的政治傳統，也與美國政治本質上是選舉政治的現實直接相關。

從政治傳統來看，美國保守主義的內核是古典自由主義，其核心觀點是經濟上推崇沒有政府干涉的自由市場，政治上主張權力有限的政府。所謂保守主義是對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保守，反對的是與其徹底割裂的激進主義與社會主義。學者路易斯?哈茨認為，美國從建國之初就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美國自由派信仰洛克式的個體自由、平等以及資本主義，認為個人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自身努力與能力。這種強調個人努力的說法，與保守派“個人要為自身福祉負責”的主張實質上一致。直到羅斯福新政，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正式分野，美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才正式確立。與古典自由主義相比，現代自由主義主張政府積極介入經濟與社會生活，維持公平與正義。事實上，兩派在自由、平等以及對資本主義的信仰上具有共識，只在實現平等的途徑上有分歧。自由派主張通過再分配實現“結果的平等”，而保守派則強調創造“平等的機會”，這成為雙方最大的分歧。

從政治現實來看，共和黨的部分政策也在推動社會“向左轉”。歷史上，出于吸引選民選票的考量，共和黨在構建美國福利制度上也“功不可沒”。目前被保守派詬病為“政府過度行政”的環境保護署(EPA)，實際上就成立于共和黨總統尼克松當政時期。此外，增加開支常被認為是“大政府”政策的標志，共和黨往往傾向于削減開支、平衡預算。然而，有研究表明從1960年代起，聯邦支出幾乎持續增長，與國會由民主黨還是共和黨控制無關。羅斯福“新政”以來，美國社會福利制度日漸健全，政府財政負擔也日益加重，盡管共和黨一再呼吁削減福利、平衡預算，卻沒有哪屆政府會這樣做。尤其里根時期，社會福利開支與軍費同步增長，進一步惡化了聯邦財政收支失衡的局面。究其原因則是政治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所言：由于選舉的壓力，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國會議員和總統都愿意“在預算政治中做那些人人討好的事情”。

總而言之，奧巴馬治下的美國雖然自由與保守的路線之爭依然激烈，但是國內意識形態向自由主義傾斜已是不爭的事實。自由主義的推進無疑將會繼續遭遇保守主義的阻撓，然而從更長的歷史發展階段來看，不管是科技進步繼續賦權于民眾促使人類更加平等，還是美國族裔構成的多元化壯大了民主黨傳統選民基礎，都將為自由主義的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本文為《現代院美國所：美國國情九問》第一篇

文/張志新 來源:共識網-《領導者》雜志第62期（2015年0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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