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6日本的彈道導彈防御架構。圖片來源：日本防衛省網站

自2003年以來，日本一直在提高其彈道導彈防御能力。日本與美國的合作對在東亞建立一個彈道導彈防御體系十分關鍵。美國在東亞的任何其他盟友與美國在導彈防御方面的合作都沒有達到日本這樣的深度。相比之下，韓國擁有相當多的彈道導彈防御資產，但有意與美日伙伴關系保持距離。

然而，對聯盟的壓力可能會影響彈道導彈防御合作伙伴關系。一位防務問題學者最近指出，“聯盟缺乏一個聯合行動的統一和綜合的指揮與控制結構。這種差距源于《日美安保條約》本身。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條約》和《美韓安全條約》相比，《日美安保條約》只規定了日本有限的軍事義務。”此外，即使兩國1997年改寫其防衛指針也是為了：

……允許在日本周邊有事時，日本向美軍提供更直接的“后方支援”……日本限制性解釋憲法，這意味著日本的支援不能直接幫助與其自衛無關的美國的作戰行動。日本還必須避免在可能發生戰斗的地方行動，而且所有后方支援都不是自動提供的，因為必須得到日本立法機構的批準。因此，日本對聯盟的貢獻都嚴格受任務（非作戰支援）和地理（后方行動）的限制。

2013年10月，美國國防部部長和日本防衛省都認為需要修改防衛指針。他們建議進行以下修改：

1.擴大雙邊合作的范圍；

2.促進與其他地區合作伙伴的安全合作；

3.加強雙邊磋商和協調機制；

4.規定在雙邊防務合作中共享的適當作用；

5.在新的戰略領域中評估雙邊防務合作。

不過，即使存在結構和貢獻分配方面的差距，美國和日本之間的彈道導彈防御合作已經為更好的盟國防務合作提供了幾個好處。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的希拉·史密斯（Sheila Smith）最近進行的一項研究認為：

它獲得了共同研究和開發的好處，它促進了日本能力相當大的增強，它還促使日本官員認真地反思在攻擊的情況下他們的指揮需求。2005年，日本通過了一項法律，明確了文職和軍方人員對彈道導彈防御作戰的指揮與控制權。2009年春天，日本防衛大臣通過給自衛隊（SDF）司令官回應朝鮮導彈試射的最終決定權，實行了這些新的交戰規則。

此外，購買和部署PAC-3導彈，為美國的“宙斯盾”軍艦購買“SM-3”導彈，標志著“日美防衛合作和一體化向前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兩國繼續研發和生產是過去17年的合作和一體化的繼續。

知遠/王建國 編譯自喬治·馬歇爾研究所2014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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