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間蔣介石與張學良

“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政府的反應成為各大中文報紙關注的重點，而對政府不作為進行批評的報道是重點內容之一。《申報》、《大公報》等都有諸多此方面的報道。作為擁有日本背景的華文報紙，《盛京時報》雖然也對國民政府有諸多批評和抨擊，但因該報的輿論傾向以日本對華政策為依據，而日本此時又力圖將”九一八”事變限定在中日兩國之間，不希望其國際化，因此，該報大量利用國內輿論對國民黨政府不抵抗政策的批評以及對蔣、張統治的不滿，來渲染政府的不作為，并同時巧妙地融入日本擬解決”九一八”事變的”直接交涉”政策，力圖運用輿論力量推動事變的解決及進展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轉化。

事變后，國內輿論普遍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持批評態度，加之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缺乏明確指向，單純依賴國聯，《盛京時報》對此大肆報道。9月21日，該報以”奉天事件國府尚未定對策”為題發表消息，稱因為”真相未明了”，且在等張學良的”詳細報告”以及蔣介石的”指示”后才能決定”政府之態度”，并報道說南京國民政府”副座”張學良認為”此時務須持以鎮靜態度”。同時，刊登消息稱”國民政府關于滿洲事件決定對策尚有相當時日”，但外交部向日方發出”即時停戰并要求撤兵”的抗議，以及王樹常訓誡各部隊”禁止輕舉妄動”的消息。這些消息表明，中國政府一時間難以作出對策，只能一方面向日軍發出抗議，一方面要求軍隊和民眾”務須鎮靜”。

隨著國民政府決定對日堅持不抵抗主義，希望借助國際聯盟的干預和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日軍撤兵，使得日本承受了一定的國際壓力，難以推行其與中國進行”直接交涉”的政策。為扭轉這種局面，日本進一步大作輿論文章，力圖通過輿論壓力，迫使國民政府不訴諸國際社會而與之直接談判。9月22日，《盛京時報》同時刊登《日本側決定奉天案方針》及《奉天案協議南京中央黨部開會》兩則消息，一方面，明確日本方面要求處理事變的對策是要”中日單獨交涉”，不允許有第三國插手；另一方面，表明南京國民政府則仍無以應對，單純提出”向全世界友邦，發表奉天事件之真相，暴露日本之國際的野心”。到9月24日，中國終于在事隔六天以后表示了”防守”的態度：”政府暫時保持穩和冷靜態度，不使日本得有借口理由”，”向國際努力的宣傳，吸收列國同情，以取牽制日本策”。表明中國仍寄希望于國際社會國際聯盟，而這與日本希望的”本土化”解決政策不一致。對此，日本態度強硬。《盛京時報》刊登日本外相的態度：”對于正當自衛的行動，若有第三國調停或干涉時，對之斷然拒絕，有以徹底實行自主的解決之決心”。此后的消息陸續報道了南京政府、張學良以及廣東政府的動向和態度，該報通過這些帶有電頭的報道告訴讀者，雖然在對日態度上政府內部分為硬軟兩派，國民政府最終還是因得不到國際聯盟和美英等大國的支持，所以對強硬的日本關東軍無可奈何；而廣東政府和共產黨則要趁機打倒蔣介石，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一方面與廣東政府議和，一方面堅持剿共。如10月25日報道稱，蔣介石向全國發出”禁止排日令”，其原因在于”鑒于聯盟空氣對華不利形勢”，才發出”嚴重取締命令”。這些顯然經過選擇的報道，有意識地透露這樣的信息：中國政府內外交困，難以應對，無法改變目前的危急局勢，最終只能向日本妥協。

在國際聯盟啟動關于”錦州中立”問題談判后，已逐漸威脅到日本占領整個東北的計劃，日本排斥國際干涉、誘逼中日直接談判的愿望日益迫切。為此，該報在頭版頭條的位置發表多篇呼吁政府進行直接交涉的時評，并一再批評國民政府對國聯的依賴。11月19日在頭版的中間位置發表消息《中國未納聯盟分擔金》，盡管字號不大，但位置醒目，提醒人們：如此的政府行為怎么能得到國際認可。11月29日的時評《超國家思想與個人主義》一文中，批評南京國民政府依賴成性，”對于國家大事，不能自決，一切必依賴國聯”，但其對國聯的依賴無疑是一場”迷夢”。12月12日的時評《外交須自覺》則進一步批評國民政府在”九一八”事變后”驚慌失措”，以至于”對于日本態度認識不清”，”以為恃英美為背景，仗國聯的余威，足以對抗日本”，而日本”亦不屈服”，導致4個月間的外交竟然”完全失敗”；指責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是”懶惰成性”，不明了日本的態度決心，這是導致”外交大失敗之根本原因”。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此次滿洲事變，除直接交涉，它無良策，且愈快愈好，解決延宕一日，則中國不免有一日之損失，若曠日持久以為得計，損失所及，殆不可測。”該報還不時散布政治謠言稱：”中國對直接交涉，似有頓悟，中立地帶之對日提議，亦一種變相直接交涉。”

在此期間，《盛京時報》不斷發表言論批評和丑化張學良和蔣介石，離間二者的關系。事變發生后，該報發表文章，把蔣、張視為中日沖突的禍首，指責蔣、張等人發動內亂、鏟除異己的行為是嗜殺好戰；而東北受制于軍閥之下的二十年，”三千萬民眾，吮啃吸髓，經其橫征暴斂，致有產者變成無產，無產者流亡走險，飲恨泣血”。以此為日本的侵略進行辯解，宣稱其侵占東北的行為是對”軍閥勢力之摧毀”，因而”舉國無惜”。同時，該報信誓旦旦地說：”日本無支配滿洲之野心，其理由不欲不負中國人三千萬之重大責任”，但在混亂狀態中”日本軍在滿洲維持秩序為絕對的必要之事”。與此同時，日本為實現其利用輿論壓力迫使蔣、張下野，推動國民政府改弦更張，與其進行”直接交涉”，不斷對蔣介石和張學良”喪城失地”、”不負責任”的不抵抗政策進行批評，指稱他們拱手無抵抗斷送東三省，讓中國蒙受”奇恥大辱”，對國家”無責任，無辦法”，對國民”無片言抱歉之表示”。在《蔣介石下野》一文中，該報評論說：中國政治家的話就如同天氣預報，蔣下野則張位不保，新政府必將嚴厲處置張學良，”蔣下野之時，即張出走之日”。還有報道將蔣張之關系形容為”同床異夢”，并刊登在頭版的醒目位置，文中報道說：張學良就滿洲問題的對策，在南京與蔣介石再三有所協議，二者”表面主張舉國一致”，但蔣心中”以發生滿洲事件，為地方長官張學良之責任，張學良負責辭職為當然”，而張學良”亦為中央政府及國民黨所欺騙不滿意”，現在兩者是”同床異夢”之關系。

此外，《盛京時報》不斷發表丑化東北軍將領特別是張學良形象的文章，尤其是發表系列文章將張學良塑造成為搜刮人民、聚斂錢財的地方軍閥，并暗示張學良組織錦州防衛，采取抵抗主義只是擁兵自保，蒙蔽國人，證據就是宣稱張在錦州兵力只有5萬，而在北平用以自衛之軍15萬。事實上，之所以如此報道，是因為張學良在錦州建立臨時”省府”，組織遼西防衛，成為日本迅速占領整個東北的絆腳石，所以日本不遺余力丑化張學良和東北軍，以此降低其政治地位，瓦解東北抗日軍民斗志。

可以看到，《盛京時報》在”九一八”事變后大力批評國民政府應對事變的無力，渲染蔣張矛盾，極力攻擊張學良統治東北無能，力圖用輿論誘導民眾的視聽，以此動搖張學良和國民黨在東北的統治基礎，并推動中日就事變問題”直接交涉”，以實現日本完全占領東北之目的。

綜上可見，《盛京時報》對于”九一八”事變爆發及經過、中國政府態度等報道，都或隱或顯地表現出為日本侵略做宣傳的意圖。也正是由于《盛京時報》在報道國民政府應對無力時所進行的批評，契合了國人心態，由此形成了強大的負面輿論影響，使之成為配合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后侵華活動的有效輿論工具。

文/李玉敏 節選自《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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