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權論的影響

《海權論》出版后，美國海軍助理部長西奧多·羅斯福立刻成為馬漢的崇拜者，兩人開始密切來往。羅斯福當選總統（1901-1909）后，經常向馬漢咨詢有關海軍和外交政策的意見。美國的下一位羅斯福總統，在大蕭條和二戰時期領導美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1933-1945年在職），在一戰爆發的前一年被任命為海軍助理部長，主張擴充海軍。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擔任過海軍大臣。顯然，這樣的職務在英美兩國很有前途。

在19世紀后期，大英帝國海軍如日中天，卻虛懷若谷。1893年，美國海軍上校馬漢應邀到倫敦的皇家海軍俱樂部講演，受到隆重歡迎。發展強大的海上力量是這個島國的本能，馬漢在理論上向他們解釋了這樣做的理由，英國人從此明白他們國家生命的重要組成部分。

馬漢一再強調，海軍是進攻型軍種。他堅決反對把海軍用于防御，指出那是一條失敗之路。作為海軍戰略，這沒有錯。可是，如果多個國家奉行他的理論，國際沖突將不可避免。那時的海軍力量比較容易被量化：火炮的口徑、數量、位置、軍艦的噸位、艦隊的總噸位。軍官和素養和士兵的訓練、軍艦和火炮的制造技術當然也非常重要，但在發達國家之間的差異不是特別大。在每一場戰爭中，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英雄。因此，德國和英國開始海上軍備競賽。

在《海權論》首次出版的那年，奧托·馮·俾斯麥辭去了德意志帝國宰相的職務。他發動三場戰爭，在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國。他以此為滿足，還刻意把同屬德意志民族的奧地利排除在帝國之外（1938年希特勒吞并奧地利，受到當地人熱烈歡迎）。這位“鐵血宰相”知道德國受到地理條件的限制，他注重維護統一后的德國在歐洲大陸的安全，不追求海外擴張。俾斯麥離職之后，年輕的德皇威廉二世好大喜功，德國在民族主義的驅動下，好勇斗狠，擴張野心越來越大。1894年，威廉二世看到《海權論》，一見傾心。他不僅發誓自己要背下這本書（一個不可能做到的浮夸說法），還把它下發到每一條軍艦，讓軍人們好好學習。德國有一支強大的陸軍，皇帝還要建設同樣強大的海軍，為此不惜挑戰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的英國。他的“世界政策”促成一戰的爆發。德國在陸地和海上的態勢都很窘迫，終于被打敗。

海權論提出之后

1904年，馬漢看到英國地緣政治學家哈爾福德·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大為嘆服。麥金德不同于馬漢，他更重視大陸，把歐亞大陸的中心區看做世界歷史的“樞紐”（后改稱“心臟地帶”）。在1940年代，美國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書強調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即大陸的沿海地帶。他們三人的觀點各有側重，互相補充。后來的地緣政治學擺脫了海權-陸權二元的對立概念——雖然這種對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

海洋對陸地的優勢主要在更大的面積、四通八達的交通。鐵路和高速公路的普及改善了大陸內部的封閉狀態，海上交通的優勢有所下降。海上交通的目的地是大陸，因為人類居住在大陸，便于開發的資源也在大陸。如果一個龐大的大陸國家擁有便利的陸地交通網，它的發展潛力將超過島國。這正是麥金德、斯皮克曼擔心的，也是他們的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

在清朝的最后幾年，列強加快瓜分中國的步伐，彼此激烈爭奪修筑鐵路和筑路貸款的機會。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列強要鞏固勢力范圍，開發資源和市場，就必須修筑鐵路。筑路權引起許多紛爭，四川保路運動導致清朝滅亡。如果清朝不亡，鐵路建設高潮可能會提前100年，俄國和日本在東北鋪設的那種繁密鐵路網將遍及全國。

俄、德是大陸國家，與中國相似。在地緣位置方面，中國更近似德國，在陸地上有強國環視，在近海有島國為鄰，通往大洋的航線受制于人。德國追求崛起和安全，它的雄心超過了地理條件允許的范圍。當年的德國是世界學術中心、科學中心和技術中心，遙遙領先其他國家。1933年希特勒上臺的時候，德國獲得的諾貝爾獎數量超過英美兩國所得之和。這是納粹德國政客狂妄自大的本錢，今天的中國望塵莫及。但德國兩次都戰敗了。

飛機在一戰期間出現在戰場上空；二戰期間，飛機主導了戰場，特別是在海上。1921年，在陸權和海權之外，意大利人朱里奧·杜黑又提出了“空權”。這些理論仍不足以說明權力在空間的彌漫性。太空、學術、科技、經濟、制造、金融，以及人心、制度，等等，都是國家權力的有機組成部分，皆不可失。制度是權力的基礎，如果制度野蠻落后，一國必然在開始之前就徹底輸掉競爭。

經典著作的常新之道

經典著作常讀常新——如果讀者有思考能力和創造能力。時代變了，我們也要跟著變。《海權論》是一部經典，可以作為學習地緣政治學的一個起點，卻不應是終點。

英國陸軍軍官約翰·F·C·富勒是最早提出“裝甲戰”的人之一，他的同名著作于1932年出版。193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舉行50歲生日大慶盛大閱兵式，特邀富勒觀禮。德國的裝甲部隊絡繹不絕地從他們面前駛過。希特勒事后問富勒：“你對你的孩子們滿意嗎？”大開眼界的富勒回答說：孩子長得太快了，已經認不出來。——這時距離裝甲戰的提出才7年！富勒看到的還只是表面。德國將軍海因茨·古德里安等人發展了裝甲戰的理論與實踐，再加上空軍的轟炸，才有了在二戰中大出風頭的“閃電戰”。但是，先進的軍事技術和周全的軍事戰略仍不足以保證國家取得最后勝利，決策者還需要清醒的政治頭腦。

富勒曾經抱怨說：德國和英國的軍官很少看完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1830年）。克勞塞維茨說過：政治家和統帥首先應該正確地做出最重大和最有決定意義的判斷，然后再從事戰爭。1960年，二戰已經結束10多年，對政治有了更多了解的富勒在他的新書《戰爭指導》中說，如果戰前各大國的政治家和統帥領會了克勞塞維茨的思想，“他們就不會犯那些無可挽回的錯誤”。馬漢去世得早，沒有機會像富勒那樣總結教訓。

現在是太空時代。美國針對中國提出“空天一體戰”，還要制造“星空戰艦”，向外星殖民。在蘇美兩國把宇航員發射到地球衛星軌道半個世紀之后，中國也做到了。在這個時代，如果還有人一味貪吃“海權論”，恐怕會引起嚴重消化不良，“一飯三遺矢”矣。馬漢不可復生，不能再指點新的航向。況且政治學可以是全球的，而地緣政治學的一派只能屬于一個國家。

中國沒有必要像一次大戰之前的德國那樣雄心勃勃，四處樹敵，在現有的世界秩序中謀求發展是最佳選擇。而且對中國的最大威脅不是來自海上，不是可能的戰爭，而是和現階段的國內。各種突出的現實問題，及在改革中需要面對的各種制度改革，所以我們真不必將海權問題放大化來看。

文/丁力 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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