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的三個最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是行為體、體系、規范?，F在，關于國際體系的文章很多，關于國際規范的文章也很多。但是關于行為體的文章，卻非常少。我和我的學生也曾經想做行為體的研究，但是失敗了。對國家進行類別、性質劃分，是非常困難的，做不出來。后來我又發現，國際關系研究難以進步的原因非常多，但其中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沒有對行為體進行分類。Waltz認為，所有的行為體都一樣。例如，美國和梵蒂岡是一樣的，但實際上二者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這就好比，我們把大象和螞蟻視為一類，這顯然是違反事實的，因為大象和螞蟻天然就是不一樣的。生物學之所以能取得重大進步，就是因為當年達爾文對生物物種進行了分類。然而，在國際關系領域，我們還沒有對國家進行分類。大象和螞蟻有一樣的地方，例如它們都需要呼吸，但更多的是不一樣的。

目前，盡管我們難以對國家的類別進行非常精確的分類，但我們至少可以對領導權進行分類。我們借鑒了一個簡單的辦法，即荀子的王、霸、強三類國家。這個相對容易一點。我們發現，王、霸、強三類國家的行為不一樣，行為不一樣是因為國家性質不一樣，性質不一樣是因為它的領導方式不一樣。

在國家分類、領導分類上，已經有人做出了一些研究，主要路徑是國際政治心理學。例如賀凱、馮慧云曾經通過行為代碼分析的方式，研究，毛、鄧、江、胡、習的不一樣之處。但這也有局限，就是只能一個一個做，而不能成為類別。而我認為，這個類別劃分，非常重要。生物學之所以能夠進步，就是基于類別的劃分。由于類別的劃分很細，研究才有更可靠的依據。但在我們的國際關系學科中，類別的劃分，往往都是非常虛的。比如，民主國家、非民主國家，太簡單了。所以我們難以理解，美國和現在的伊拉克，形式上都是民主國家，但為什么一個內戰少，另一個內戰多？只有劃分好類別，我們才可以跳出體系對我們的束縛。

目前的定量研究、定性研究，都沒有對國家的類別進行劃分。當然，定量的方法，更有助于進行劃分。國家的類別和生物的類別是很相似的，并不僅僅是現在的190多個國家。在整個人類的歷史上，至少已經有一萬個國家了。至少中國的歷史上，就已經有無數個國家了。但問題是，我們對過去的數據是缺乏的。直到今天，對生物物種的劃分，也沒有完成，依然存在很多爭論。國家類別的劃分也非常困難，不比生物簡單。

今天，在我們的理論創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一個鮮活的例子，即這次我們國家的外交轉型速度非?？臁＿@并不是一個很長的變化。那么，為什么在中國制度不變、國際格局不變的情況下，中國會發生如此迅速的外交政策變化？因此，在變量得到控制的情況下，我們就可以研究領導權變化的問題了。我認為，中國學者今天面臨著一個非常好的理論創新的機遇。我們生活在全世界最受關注的國家。其他國家的人，要想研究中國，還要遠道而來，花很多錢。我們就住在中國，因此非常方便，這是非常好的機會。中國學者研究自己的國家，創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秦亞青

某種程度上，實踐理論是從建構主義理論中延續下來的。但它的創新性也很高。這個實踐，與我們過去理解的實踐是不一樣的，在這里，background knowledge是最重要的。你長期形成的思維的積淀，從日常生活中得到的知識，是最重要的東西，它會引導你的行為。正是因為如此，我近些年來，一直在考慮傳統的東方文化對我們的行為的影響。國際關系學者的最重要的關懷，就是人。借用馬克思的一句話，歷史是人創造的，但不是隨意創造的。

實踐理論的發展，并不意味著，實踐理論只能鞏固西方的軟實力。事實上，實踐理論強調任何一個行為體的實踐活動，既包括西方世界的實踐，也包括東方世界的實踐。我們也沒有必要一定按照西方學者的實踐理論來研究國際關系。實踐理論是一個approach，而不是一個具體的理論。我們可以把它與比較體系理論結合起來。很多非西方的學者，就是根據東方的歷史文化與經驗，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論。因此，實踐理論有一種革命性的意義，各個地方的實踐都有自己的意義。這樣，反而可以加強中國理論的軟實力，而不是削弱我們的軟實力。

美國哈佛大學一位教授曾經提出進化第三定律，即合作定律。放眼望去，歷史上的所有物種，凡是不合作的，最后都滅亡了。道理很簡單，如果一個物種不與其他物種合作，那么就一定會把別人殺死，或者被別人殺死?，F在能夠存在的物種，都是以合作為基礎和前提的。這種道理非常簡單易懂，但也非常深刻，對我們有很大啟發。

閻學通

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些理論創新的能力與基礎，但我們也需要理論創新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中國的崛起。國際關系理論往往都是大國才有的，小國很難有國際關系理論。蘇聯過去很強大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國際關系理論的。蘇聯解體了以后，這些理論就發展得很慢了。目前，盡管和美國相比，我們的國際關系理論的水平，還有很大差距。但其他國家還不如我們。日本、英國和我們差不多，但俄羅斯肯定不如我們。我們現在不僅有一定的創新能力，而且還有了一定的條件。

社會科學與歷史學的分歧，是一個信仰的問題，不是通過爭論可以解決的。史學家認為，歷史是沒有規律的，永遠不會有同一只大象踏入同一條河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不可能有完全一樣的事，歷史永遠不可能重復。但社會科學、國際關系研究的是規律，理論是用來解釋規律的。社會科學認為，小的規律是沒有的，但大的事情一定是有規律的。

生物學、生態學都認為，合作是生存的最有效方式。人類之所以能發展到70億，是因為人類的合作能力最強。我們“共同體”會議的目的也是，通過合作來研究國際關系理論，如果沒有合作，只靠個人，那么突破也是比較困難的。

東亞的一體化，要走我們自己的道路。有人曾經說，把東亞發展成歐盟，就可以解決問題。但事實上，這樣做就一定好嗎？我們知道，冷戰之后，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發生在歐洲，今天的土克蘭問題也是由歐盟東擴引發的。然而，在柬埔寨結束之后，東亞沒有發生一場戰爭。從這一點上看，歐盟并不比東亞好。我們是一個不發生戰爭的“不特別好”的地區。因此，東亞要建立符合自己需要、適合自己的國際關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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