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現實并非如此。經濟快速增長，并沒有改變非洲公民機構的脆弱狀況，基本服務都難以實現。西非的公立醫院正艱難地應對埃博拉病毒，尼日利亞和肯尼亞的兒童保護機構眼看著年輕人加入伊斯蘭叛亂組織。

面對虛弱的國家能力，非洲軍隊在人力和財力方面卻顯出其優勢。而且軍隊也變得更加有組織：僅2013年，美國就花費990億美元，在非洲訓練了大約5.2萬名軍人。當有麻煩的時候，非洲的領導人和抗議者們都會向他們身邊最有能力的機構求援。

“當你發現有危險到來，你總是召喚軍隊。”利比里亞最大的反對黨領袖穆爾巴-毛里歐這樣說。但他的國家的歷史昭示這種辦法的危險。2003年，利比里亞長達14年的內戰結束后，位于弗吉尼亞州麥克萊恩(McLean)的DynCorp International，受美國政府雇傭來訓練該國2,000人的武裝力量。而其它類似衛生部這樣的機構卻被撇在一邊。

埃博拉危機證實了這種差距的危險。當病毒于6、7月份開始擴散，一些利比里亞醫生放棄了他們的崗位，該國衛生部門難以跟蹤在其國內奔命逃生的病毒攜帶者。情急之中，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總統只好要求軍隊支援。

瑟利夫總統現在認為，這是一部錯棋。士兵們不是去隔離病毒攜帶者，而是包圍了整個區域進行防疫，以致向人群開槍，打死一個男孩。這件事造成的恐慌使得其它地方的人們隱藏患病的鄰居，導致病毒指數級擴散。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瑟利夫總統上周說。“應對能力對我們來說一直是個問題。”

并不只有焦灼之中的總統們向軍隊求援。在非洲一些最窮的國家，如馬里、圭亞那和尼日爾，民主斗爭組織宣稱，如果軍事政變能夠加速民主進程，他們并不介意某些情況下由軍人領導來推翻一個選舉上臺的領導人。

“公民社會因挫折而期冀一個過渡過程。” 倫敦智庫Chatham House的非洲分析家瓦因斯(Alex Vines)說。“短期來說，軍事政變被看成是權宜之計。”

這種情形上周發生在布基納法索，動蕩西非的一個安靜的民主國家。前軍官孔波雷(Blaise Compaoré)贏得過四次大選，統治了這個國家27年。憲法禁止他第五次參與競選。當他試圖修改憲法來參與競選，成千上萬的抗議者走向街頭，放火燃燒了政府大樓，要求他遠離憲法。

混亂之中，一個奇怪的聯盟形成了：抗議者們與孔波雷的安全部隊站到了一起，軍官們承諾將在一年內舉行大選。第二天，抗議者回到街頭開始清除，以象征性的姿態來歡迎他們新的軍事統治者。

“這是我們公民社會要求軍隊進來重建秩序。”布基納消減兒童死亡協會的執行董事宗戈(Aristide Zongo)如是說。“從我的角度看，這完全可以接受。”

這并不是民主的呼吁者們所希望看到的非洲進步。上世紀90年代，活動者們強調民主能夠為發展鋪平道路，大選可以讓非洲的總統們更負責，而這些總統們會加強治理，擴大服務，而治理的改進將使大公司們涌入非洲大陸。

然而這個美好的循環并沒有成立。盡管冷戰的結束推動非洲的獨裁者們向選舉邁進，商業的進入卻超過了治理改進的速度。如今，藍籌公司如沃爾瑪和通用電氣正向那些其領導人從來沒有經歷過選戰的國家擴張。

大選已經在非洲大陸的許多地方舉行，但可信度不一。在有些國家，統治者利用國家安全部隊來邊緣化反對勢力領袖。不那么獨裁的領導人會以政府崗位和其它好處來培植忠誠，這些動作甚至足以讓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吃驚。

整整一代的選舉上臺的領導人們正在努力延續掌權時間。明年，多哥的納辛貝(Faure Gnassingbé)和剛果的卡比拉(Joseph Kabila)將尋求第三個任期(卡比拉需要修改剛果憲法來實現這個目的，多哥沒有任期限制)。兩個領導人都是從他們作為前軍隊領袖的父親那里繼承權力的。

其他的非洲領導人的地位甚至更加牢固。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José Eduardo dos Santos)是一位軍事指揮官。利用他的國家巨大的石油財富，多斯桑托斯建立的警察體系得以使其瓦解對手達30年之久。2012年，他領導的黨贏得超過三分之二的選票，而觀察家認為選舉舞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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