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方法與手段”進入美國思想界要歸因于諸如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這樣的機構試圖協調政策與資源的平衡關系。“方法和手段”這個術語最早是來源于英國議會程序中的使用，它用在戰略上在我看來最合適不過。但這是相當近代的事情，起初是美國一位學者在研究美國國會慣例時使用了這個詞。顯然他不是克勞塞維茨。

我們知道，教條主義對戰略思考來說是極具危害性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就是那些神化論證。教堂學者熱衷于辯論在一枚大頭針上能站多少個天使，好似這跟現實世界有多大關系似的。穆斯林學者喜歡研究有多少只駱駝能穿過大頭針的針眼。有些戰略學上的爭論也像這般毫無意義。另一問題就是部分學者較之研究現實問題更熱衷于此類虛無論證的趨勢也令人擔憂。他們用復雜語言表達晦澀復雜的思想，完全就是一種自我滿足。幸運的是，這樣的論證注定是無結果的。

作戰

很多人對作戰都有所了解，特別是西亞這兩場久拖不決的戰爭發生后。這既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是人們可以掌握大量最新的一手資料。不幸的是很多人不愿意把他們掌握的資料公之于眾。原因有很多。壞的方面也是與之伴隨的，人們更加相信他們親身經歷而來的一手資料，比如在研究如何運用武裝力量時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尷尬拒絕：“這不是我當時作戰的方式”。“我不是這樣打仗的”會成為一個嚴重制約學科發展問題。因此，一手經驗很重要，但還不夠充分。人們應在更深更廣的范圍內研究戰爭，反思自己的和別人的一手經驗。我認為克勞塞維茨也會持有同樣的觀點。

我們經常見到戰略學研究者也會寫關于作戰方面的文章。我曾在一本戰略學著作中看到作者對不列顛之戰的戰術問題進行長篇累牘地討論，這讓我感到困惑不解。戰爭學研究同樣也會遭遇與戰略學研究相似的問題。這并沒什么大驚小怪的，因為正如上文所探討的，這二者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有時會在一些戰爭學著作中看到一些關于如何進行作戰的實用主義建議，但是并沒有給出好的理論解釋。這是基于一種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思考。在缺乏理論支撐的情況下，這些思考仍然成立并是有益的。當然如果加上可靠的理論支撐的話，情況會更好。

關于戰爭學的核心問題，還是要看對它的定義。戰爭學是關于如何發展和使用武裝力量的學說。這對于那些入門者來說有著直接的實用意義。我研究它、書寫它、有時也會在課堂上教授它。對于戰略學來說亦是如此。但是，能夠從事戰略實踐的人畢竟是極少數人。

觀察與結論

我們采用了關于戰略學的第（3）個定義，即軍事力量的建設和運用，以及為達成既定政治目的的武力威懾。因而，在研究戰略時不可避免要遇到以下四或五個問題：

1.政策目標是什么？

2.采取何種（暴力）手段最有效？

3.如何運用這些手段以達成總體政策目標或特定政策目標？

4.結果會怎樣？

關于如何使用軍事手段以達成總體性政策目標，這是作戰學要面對的基礎課題，而關于如何使用軍事手段以達成特定政策目標則是軍事指揮官和條令條例擬定者應該研究的重要課題。以上這些問題對戰略學研究來說都是合法性問題。因而對作戰的深入研究就是戰略學的一個重要方面。所以，我們要做出這樣一個尖銳的結論。那就是，如果你在研究戰略的時候不了解戰爭，那寫出來的東西就是廢紙。

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作戰系的課堂講授如何進行作戰，他們都在開軍事歷史和國際關系等課程。有些地方講授戰略學，但他們也集中講授上述四個問題中1、2、4。還有很多其他研究戰略的人同樣對作戰知之甚少。如果你就是那樣的人的話，請反思本文中所談到的問題。

（艾瑪編譯自英國《戰略雜志》2014年秋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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