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在日本壓力下，不得不接受了其中的十六條，此事才算了結。在“二十一條”沒有頒布以前，中國人的排日情緒并沒有那么強烈。“二十一條”把日本的擴張野心暴露無遺，中國人深深地被激怒了，反日的民族主義浪潮從此迅速發展起來。

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條”以后又后悔了，由于日本野心過于膨脹，激起中國人的公憤與抗拒，日本人也覺得如此硬逼，得不償失，會形成中國與西方聯合起來對自己的壓力，于是開始逐漸走向溫和，到1920年代，日本的溫和派文官政府一反過去的擴張主義政策，回到大亞細亞主義上來，開始向中國示好，包括向中國提供西原貸款，希望通過不附加政治條件的低息貸款，挽回中國人對日本的信任。然而，段琪瑞時期的中國已經陷入南北分裂與對抗，日本文官政府對段政府的貸款并不能緩和矛盾，反而如同火上加油，讓南方更加反日。這也成為后來日本強硬派攻擊日本溫和派“無能”的理由。

當民族主義高漲的速度高于國力發展速度

在五卅運動時期(1925年)，恰恰是比較溫和的日本文官政府主政的時候，日本文官政府主張融入國際社會，接受國際公約，但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迅猛發展起來，尤其是在北伐過程中，民族主義和共產黨的革命民眾動員相結合起來，變成一股勢不可當的潮流，五卅運動后中國反日情緒非常強烈。北伐讓中國民族主義有了一種新的動力。

北伐時期的國民政府具有很強烈的民族主義趨向，國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揚民族主義旗幟，這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日本的沙文主義之間發生了越來越強烈的碰撞。1927年3月北伐時發生的“南京事件”就是其中一個例子，該事件中，南京城內突然爆發大規模的搶劫外國人的排外風潮，南京城內和下關的外國領事館、教堂、學校、商社、醫院、外僑住宅均遭洗劫。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和震旦大學預科意大利校長遇害，此外英日法僑民死亡多人。這就讓日本國內的軍國主義找到了以保護日本僑民的安全，來干預中國政治，并進而侵略中國的理由。就這樣，日本不斷膨脹的民族沙文主義、軍國主義，與中國國內亢奮、虛驕高調的民族主義之間，就發生日益強烈的互動與惡性循環，中國民族主義越亢奮高調，日本民間就越依附右翼勢力，日本的軍國主義也越膨脹，中日之間兩種民族主義相互不斷水漲船高。

此前，日本本來希望通過張作霖實現對東北的殖民統治，但張作霖本人就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張作霖曾對英國記者說過，“我老張沒有其他什么本事，但是為中國看好北大門，不讓那些狗鉆進來，這點本事老張還是有的。”據暗殺張作霖的河本大作回憶，他從日本到東北后，發現東北充滿對日本人的排斥情緒，好不容易從日俄戰爭中獲得的那些權益，就等于血白流了。他認為，日本僑民在東北缺乏安全感，在華人的汪洋大海中處于恐懼之中，所以只有炸死張作霖，讓東北大亂，而后才有機會占領東北。但是他沒有想到，張作霖死后，中國并沒有亂，張學良完整繼承了乃父的東北王的權力。

1928年，張學良把整個東北加入了中華民國，這就是“東北易幟”，這是他對中華民族的大貢獻，但另一方面，張學良選擇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立場，不斷為日本軍國主義膨脹提供了刺激。張學良當時只有28歲，以其政治經驗最多是個連營級水平，然而卻成為主宰東北命運的統治者，他在國力沒有充分發展起來以前，一味對日本強硬，他完全沒有足夠的經驗應對如此錯綜復雜的中日關系，而且他個性非常彪悍、剛烈，殺了楊宇霆這樣一些他父親的重要智囊之后，更是獨斷獨行。三千多件有關日僑民的申訴案件一律不予處理，陳案越積越多，矛盾也越積越深，自己則在北京吃喝玩樂，這也讓日本民族沙文主義者大加利用以爭取國內支持。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于1928年統一中國以后，提出不成熟的“革命外交”，高調地宣布要在短時期內，單方面地，無條件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讓日本一般國民認為，他們用十萬人生命換來的南滿鐵路24年的租借權，也將很快付諸東流，當時中國的情況是，高調的、虛驕的民族主義情緒發展的速度，遠高于實際國力發展的速度。兩者的發展不成比例。一方面，經歷屈辱而剛統一的中國人，國力還很弱，而民族主義的情緒卻日益剛憤強烈，而支撐這種民族主義訴求的國力與政府組織能力卻沒有相應跟上。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外的各種矛盾，日本民族沙文主義正在向極端軍國主義發酵，兩者之間形成變本加厲的互動。

到“九·一八”前夕，關東軍圖謀在東北獨立行動的情報已經為日本文官政府高層所知，當時日本的文官政府人士向中國方面的宋子文提出一個要求，中國必須在“革命外交”的基礎上作出某些讓步，說如果再這么下去，日本文官政府就要倒臺，只要軍人上臺，中日之間的矛盾解決起來會非常困難，很可能要訴諸武力。當宋子文恍然大悟到事態的嚴重性，立即前往北京與張學良協商，然而已經為時過晚。九一八事變恰在此時發生。

“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一些激進派分子發動的自主行動，并不是政府行為，少不更事的張學良卻沒有對侵略者以任何反抗與壓力，后來九十多歲時的張學良接待記者時，稱當時他這樣做是自己的主意，與蔣介石無關，他之所以這樣做，原因居然是“我不知道日本人這么壞!”

少數關東軍激進派分子所發動的這么一場事變，居然一下子把比日本國土大三倍的整個東北拿下來，成本如此之低，收益如此之大，風險如此之小，連日本人自己也想不到，這又大大鼓勵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的惡性膨脹，侵略者反而在國內被日本大眾視為“民族英雄”加以歡迎。關東軍就趁勢進一步得寸進尺，再次刺激中國民族主義走向高潮。

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幾年，關東軍里就出現兩派力量，一派是“擴大派”，一派是“不擴大派”。“擴大派”認為日本得到中國東北，仍是不夠的，必須要在東北與華北之間形成一個“軍事緩沖區”，主權可以屬于中國，但中央軍不可駐軍，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日本強占下的東北的腹背安全，他們的計劃就是是把熱河甚至永定河以東的地方，都變成“非軍事區”。另一派所謂的“不擴大派”，以日本石原莞爾為代表，此人本來是“九一八”事變的急先鋒，后來也變成“不擴大派”，屬于日本關東軍中的“溫和派”。他們認為，拿到那么大一塊滿洲應該滿足了，繼續擴大戰果會引起中國人越來越強的仇恨心理，一旦日本將來和蘇聯開戰，中國人就會幫助蘇聯人，日本將面臨兩面夾攻，所以應該對中國采取懷柔態度。 這兩派勢力不斷碰撞，而擴大派在國內民意的鼓動下，最終獲得優勢，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而中國國民政府則由于實力不足以與日本直接對抗，只能采取“內斂的國防政策”，以退讓以求穩定，避免戰爭，并秘密發展國防力量。

這種“內斂的國防政策”是不對外宣布的，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開始，到1935年，“內斂式國防政策”開始取得若干效果，當時的德國和國民政府形成軍事合作關系，德國同意每年為中國訓練并裝備20個機械化師。如果1935年的這個辦法能夠延續五年，那么中國到1940年時，中國就有100個現代化的機械化部隊，那時日本人對中國的侵略恐怕沒那么容易，這一點連日本侵華軍司令在松井石根后來也不得不承認。然而，國民政府想爭取時間的計劃卻受到挫折，由于日本的擴大派不斷加大擴張力度，使中國大眾的忍耐力達到極限，最后出現了西安事變。

沒有最低限度的準備,第二次中日戰爭卻打起來了

西安事變后，國民政府在全國的勢不可當的民族主義壓力面前，再也沒有退讓的空間，發生于盧溝橋的“七七事變”本來是一場雙方擦槍走火的小事件，日本擴大派想利用這一小事件“解決綏遠戰爭懸案”，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再從中國撈取些好處”，即派兵前來京津，迫使中國讓出永定河以東地區作為中日之間的“非軍事區”，根據后來日本參謀本部的軍官在戰后的的回憶，包括日本軍部的參謀和長官，沒有一個人想到這會是一場八年戰爭的開始。日本要在“三個月里滅亡中國”只是中國抗戰的宣傳口號，從現在的資料可以證明，當時日本并沒有全面進攻中國的計劃。這一點與希特勒全面進攻蘇聯的戰爭并不相同，希特勒是要徹底把整個蘇聯滅掉。

在國內抗戰情緒高漲的壓力下，國民政府的忍耐力已經達到極限，中國國民要為喪失的國土抗爭的正義愿望也非常強烈，但中國軍隊其實并沒有做好最低限度的作戰準備。雖然蔣介石決定打一下，其內心也并不是想打一場全面戰爭，他有一種機會主義心理，希望開打以后，國際上能出面干預，最后達到一種平衡狀態，然后讓日本撤軍。當時胡適等人，都覺得我們尚沒有做好充分準備，打起來一敗涂地是毫無疑問的。軍事專家徐永昌也堅持反對立即開戰，他說即使按照最低限度的標準，至少要半年后才能達到把炮位調整到位的最初步的準備。然而，蔣介石當時認為，如果再不和日本人打，不但全國老百姓不答應，共產黨不答應，而且軍隊也不會答應，所以在根本沒有做好任何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準備的情況下，于是決定在上海主動開戰。胡適事后寫道，“中國是一個弱國，弱得連選擇不打的權利都沒有了。這是一個弱國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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