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進稅有利于降低不平等嗎？

“這是一個小村莊，在10年內將變成大城市，利息會提高嗎？不會。工資會提高嗎？不會。那么到底什么會提高呢？租金；土地的價值……”——亨利.喬治《進步與貧困》（摘自《稅收哲人》）

2016年的美國大選初選，曾有位一度頗熱門的候選人，黑人外科醫生本杰明·卡森。此君發于貧賤微末，以個人奮斗成為杰出的神經外科醫生，但就整體政治立場而言極端保守，在稅收政策上尤為令人側目。卡森主張以圣經的宗教十一稅為模版建立單一稅制（Flat Tax），代替目前復雜的累進稅，不分貧富稅率一刀切，直到接受采訪時主持人告訴他，若以單一比例稅想達到目前的聯邦稅收收入水平，實際稅率將達到20%，意味著窮人大幅度加稅和富人大幅度減稅。

盡管場面一度尷尬，但是一位公開總統候選人的稅收政策，不會沒有基礎。與卡森抱有相似觀點但不至于過分極端的候選人，有人氣很高的參議員蘭德·保羅與克魯茲。前者甚至認為，17%的均一稅之后，就應該取消所有的資本利得稅和利息稅。

現代福利國家奉行的累進稅制，即對課稅收入/財產金額增加而執行遞增的稅率，本質上是為了對抗均一比例稅的累退性。累退性，指一種稅收方案就課稅人群的實際收入而言，收入越低卻實際稅負越重——如果所得稅采取均一稅率，如同卡森醫生的建議，那么低收入區間的稅負痛苦會遠遠大于高收入區間，原因在于它沒有按“負擔能力”衡量福利凈損失。間接稅中的營業稅和消費稅，直接稅中的財產稅，特別是房產稅，都顯示出重要的累退性，導致社會分配不平等的惡化。

累進稅的理論基石是福利經濟學的效用理論所奠定的，斯密教義的公平原則被擴展到“負效用”的公平，從邊沁到埃奇沃斯和庇古，效用學派的經濟學家們以“平等犧牲”和“最小犧牲”定義稅收的福利損失，對抗累退性，政府應當如同耶穌對待窮寡婦的兩個銅板和富翁的十個金幣，去再調整稅負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分配。

累進稅歷來是普遍認為的社會公平調節機制，為左派所推重，就連《共產黨宣言》都明確支持征收高額累進稅，并將其視為“最先進國家”的特征之一。歐洲福利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體系背后，也有非常悠久的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歷史。然而累進稅的實質，其實是對社會公共服務執行價格歧視，對不同人群出售社會契約的不同定價。價格歧視可行的前提，是壟斷者掌握完全信息，以及不同市場的有效隔離，前者會造成稅收成本的提高，后者則會催生套利行為（逃稅和避稅）。更不要說，累進稅本身所具有的效率缺陷，會抑制高收入階層的創造力，一旦避稅的驅動力超過創造價值，“成功者懲罰”就會從反面抑制稅收總收益，導致福利支出的不可持續。

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中有力呈現了不平等加劇的現實趨勢，累進稅制并沒有成功地調節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結果，相反卻成了一種平等主義的幻夢。國家對穩定稅基的需求，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依賴，令累進稅制的大部分負擔由中產階級而不是富人承擔，全球化進程極大刺激了資本收益避稅工具的豐富，當國家調節能力弱化，累進稅制不僅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反而微妙地激化了衰退的中產階級和下層民眾之間的對峙，為民粹主義崛起創造了財政條件。在這個意義上，國家的主動介入導致了國家的自我綁架。

“兩只狗在爭一根骨頭的時候，最好的辦法是再找一根骨頭。”但真實的困境在于，誰應該去找。或許平滑一點的累進稅曲線能夠將單一稅的優點吸納改善一部分，或許引入集體談判機制商討彈性稅率是一個可行的改革方向，然而真正應該凝視的，還是國家這條史矛革巨龍，有多少惰性，又有多少動力，抓起又放下洞穴里的黃金。

文/孔笑微，原載于2019年10月《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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