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明確的是，如果中國希望避免美中關系失控，中國需要認真審視自己的一些選擇和政策。

最重要的是，這意味著中國需要重新拾起以市場為主導的改革開放精神，這將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批評，同時也為中國經濟帶來利好。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 在1978年的三中全會上， 由鄧小平等領導人發起的重大轉變。這四十年來，中國蒸蒸日上。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更是日新月異。

中國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已由2001年的1萬億美元增長為13萬億美元的龐然大物。其2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在這一時期迅速增長至驚人的3萬億美元，其中一些目前正投入海外直接投資和收購。

但是，特別是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中國失去了改革開放的大膽精神。這種精神讓朱镕基這樣的領導人在20世紀90年代對國有企業主導的行業進行了重大改革，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做好準備。朱镕基將競爭視為中國長期經濟成功的關鍵。在那些日子里，中國的未來似乎與世界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但今天，在美國的普遍觀點是，中國越來越滿足于追求本土標準，強化本土規則，豎起而非推倒外國競爭者所面臨的阻礙。

因此，我一如既往地鼓勵中國領導人進行改革，尤其關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競爭政策改革。

準許外國公司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與中國公司競爭。就此而言，中國民營企業也應該被準許以同樣的方式與國有企業競爭。

第二個領域涉及市場的作用。

我曾是一名投資銀行家，與五大洲數十個國的數百家公司合作。我認識到：成功的公司是作為商業公司經營的，而不是作為國家的代理人。這些企業讓市場主導關鍵決策。他們回應市場信號，而非政府信號。

當然，中國將始終擁有龐大的國有產業。因此，中國應該推進這些支柱產業，支持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所有企業進行商業化運行。這意味著加強公司董事會，而不是黨委作為外部監督的工具。這也意味著允許最優秀的管理人員作為真正的管理者來運營公司。

與此同時，不管是國有還是私有企業，所有企業一律商業運營也將有助于為外國公司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

第三，中國必須培育和保護創新。

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需要退出。中國應努力防止網絡盜竊，更好地保護知識產權。不應借助自主創新規定，包括使用本土標準等，來限制競爭。所以中國需要做出一個重要決定。避免經濟鐵幕的關鍵是讓中國明確認識到這些改革和變化將為自己帶來益處。

如果中國不迅速行動，我懷疑對美中離婚的呼聲將會加劇。這一番話讓我并不好受。

在過去的四十年間，兩國達成了一種美中雙邊關系，然而現在，我們顯然面臨著過渡到一個新型關系的艱巨任務。這個新的雙邊關系要扎根于更為實際，更可持續的戰略框架。在這一個時間點上，美中離婚是一個很現實的風險。

女士們、先生們，我認為目前美中關系的前景并非輕易可以扭轉。

這由來已久。

美中關系的重大結構性變化是不可避免的 – 在現在的這個時間點上也是非常需要的。

這個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答案。然而任何有價值的問題都從來艱難。

作為第一要務，為了兩國和世界的福祉，我們必須阻止惡化的趨勢。

但要做到這一點，有識之士要做出一些艱難的決定。

為促進這樣的決策，我先行為雙方提供以下一些建議：

對中國的建議

首先，不要造成傷害。例如，實行強有力的管理準則，以防止類似上月解放軍海軍在南中國海與美國海軍近乎發生碰撞的行為。

第二，與美國的盟友和伙伴建設性地合作。近年來，中國與日本、印度、韓國或菲律賓的關系嚴重惡化，這些壓力也影響到美中關系。不再可能將美中關系與中國在亞洲的態勢分開。

第三，要大膽。開放你的經濟。相信你的公司可以競爭，不再需要躲在政府保護墻后面。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我相信這種競爭對中國也有好處。

第四，積極主動地保護外國專有技術，終止直接或間接的強制性技術轉讓政策。

第五，在美國最重要的戰略問題上與其合作，尤其是朝鮮問題。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朝鮮去核化的問題上，美中顯然有很多共同利益，然而近年來雙方的做法頻頻背道而馳。

對美國的建議

首先，弱化激烈的言辭。戰略競爭是一個事實。美中兩國的國家利益存在巨大差異。我們對于國家安全的觀念顯然存在沖突，尤其是在南中國海。

但中國并沒有對美國文明構成存在性威脅。在美國偉大的民主實驗的第242年，我們應該對自己國家和制度的韌勁更有信心。

我們應該對中國帶來的顯著戰略挑戰做好準備。但在面對挑戰的同時，我們不應犧牲自己的價值觀和保持開放的承諾。這些觀念使我們成為世界上最強大，最具競爭力和最受尊敬的國家。

第二，爭取合作伙伴。然后，與這些合作伙伴聯盟，努力與北京建立一些可行的共識。

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制度與我們不同。所以這一任務并不容易 – 也從來都不容易。但是，雖然中國不支持自由主義秩序，它確實需要一個有效的全球秩序，就像我們一樣。

因此，我們仍應深入研究中國是否有意愿確保我們所依賴的機構能夠更為高效地應對當今緊迫問題。

世界貿易組織也許是最好的例子。

世界貿易組織迫切需要改革升級。

難道中國和美國不應成為引領世界貿易組織進入數字時代的主要動力嗎？

在新加坡，你們理解亞洲事務歸根結底在于商業。因此，雖然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政策確實需要一個新的方向，但我完全不能理解特朗普政府拒絕那些能夠使亞洲貿易架構更為強健有效的方案。

坦率來講，我希望特朗普總統重新考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的決定。TPP 2.0將提供現成的工具來塑造中方所處的貿易環境。

第三，與中國談判。當你進行談判時，要有明確的目標。這意味著找到框架不僅來討論問題，還要解決問題。

如果想要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幾乎必然要與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例如，為什么不與中國簽訂多方投資協議 – 攜手拒絕美國、歐盟和日本的市場準入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作為與中國政府結構性談判的一部分，旨在測試是否能開放中國市場，并且設立明確的激勵措施和有效的抑制手段？

第四，在任何情況下，加大力度投資美國。

一個強大的軍隊。

一個強勁的經濟。

強有力的教育機構。

對科學和工程的大力投資。

對世界開放。

投資盟友。

投資各大洲安全和經濟伙伴關系，特別是在亞洲和歐洲。

如果美國要在21世紀的世界中競爭和繁榮，這些措施至關重要。沒有什么能取代做好自己的政策規劃。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美國要與中國巧妙地競爭，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 – 通過利好而非恐懼，信心而非膽怯，不論是今天還是將來。

毫無疑問，我認為美國如何與中國打交道，中國如何應對美國，將塑造本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美中戰略互動是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

今日美中關系的前景讓我十分警醒。從根本上來講，我認為它可能威脅整個國際體系的運行。

作為財政部長，我主導應對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所以我對系統性風險略知一二。美中兩國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40％和全球增長的50％，當這兩個國家目的相悖，試圖使兩個經濟體互相脫離，并且在每個節點挑戰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根基，我完全無法看到國際體系如何持續下去。

確實，華盛頓和北京并不總是利益共通。但是，在可能決定全球經濟成敗的各種實際問題上，他們仍然需要以互補的方式開展工作?；蛘呷绻贿@樣做，他們需要應對并嘗試減輕雙方矛盾的后果。

如果美國和中國無法達成可行的共識，這將構成一個巨大的系統性風險，不僅僅威脅我所應對的全球經濟，更會波及現存的國際秩序和世界和平。

兩國都需要一個切實可行的國際體系 – 因為國際秩序是那些大到不能倒的事物之一。任何其他的方案都是不可接受的。這就是為什么我希望政治韜略能夠勝出。

現在，我們正在沿著不同的路徑前進，并且我們面臨著一個漫長冬天的危險，然后才能迎來一個仍舊零落的春天。但我相信春天終會到來。所以問題是，這個冬天會持續多長時間，以及沿途會造成多少不必要的秩序混亂和痛楚？答案將取決于美中兩國領導人的能力和意愿進行創造性思考 – 有時甚至是破壞性創新思考。

1972年，我們兩國的領導人為圍困在冷戰和意識形態沖突之中的世界創造了一個初步框架。在其后的不同階段，他們不得不重新校準。

今天的世界與20世紀70年代或者21世紀初的世界大為不同，甚至與我的朋友王岐山和我應對金融危機的那些年也天差地別。

新技術、新的經濟挑戰、新的地緣政治挑戰 – 所有這些都削弱了過去的框架。所以我們達到了另一個舉足輕重的時刻。

對我們的經濟和世界而言，其中利害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為重大。我們需要制定一個新框架，適用于今天的世界，而不是過去。為此，我們需要政治韜略 – 來自美國和中國明智而有力的領導。

謝謝。

來源：保爾森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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