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澤東對內憂，即所謂亡黨亡國問題的警惕

毛澤東在１９６４年１月就曾批示解放軍總政治部和公安部有關負責人，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布置的人”。[３１]不過，據鄧力群回憶，毛澤東最早提出國內防修反修問題是在１９６４年的春節，他找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愛潑斯坦等人談話時說：中國有三個部搞修正主義。這三個部是農工部、聯絡部、統戰部。[３２]

這次談話實際表明了毛澤東對１９６２年以來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不滿，特別是對主持中共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的不滿。緊接著，他就在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表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魯曉夫的斗爭中，現在應該再轉到國內問題上來，聯系國內防修反修問題；[３３]并在５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到要加強抵抗蘇聯入侵的準備時指出：赫魯曉夫從蘇共二十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國內防修反修；在６月８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赫魯曉夫是慣于搞政變的人，提出從中央到省一級黨委的第一把手要抓軍事。[３４]６月１４日，他又在十三陵水庫接見參加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人員時強調提出：“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要求“大區書記要抓軍隊，不能只要錢，不要槍。”[３５]

是年末，毛澤東在對當時進行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性質的評判上與劉少奇產生嚴重分歧，他在１２月１５－２８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上批評了劉，并指責說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３６]其間，陳伯達找王力說：毛主席剛才口授要起草一個文件（即后來的二十三條），“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３７]此后不久，毛澤東在１９６５年１月接見斯諾時即談道：中央將來怎么辦？有可能出修正主義。[３８]而由他主持制定、中共中央１月１４日發布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則明確宣布：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３９]這實際上已將斗爭矛頭直接指向中央，指向了劉少奇。

至此，毛澤東基于對上述外患內憂問題的認識，開始準備發動一場文化大革命，以解決中國國內的防修反修、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而進行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需要消除外患，保持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這對毛澤東而言，就是要解決蘇聯對中國的威脅問題。于是，他將目光投向軍事防御戰略，并進而開始考慮調整對外戰略。

（三）毛澤東對中國戰略防御問題的思考[４０]

中國自５０年代以來，采取的一直是針對美國的戰略防御方針，其重點防御方向一直是東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邊界。１９６２年，林彪又提出了“北頂南放”的軍事防御設想，即從北面頂住美國聯合日本對中國發起的進攻，而放其從南面進入中國。這種方針實施的基礎在于中蘇關系友好，中蘇同盟穩固，中國的軍事防御可以以蘇聯為依托。在此指導思想下，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中國的主要工業企業基本都設在東北和華北地區，華南只有一處，上海以南地區屬于放棄地帶。

但是到１９６４年中，毛澤東的對外戰略防御設想開始發生變化。是年６月，他在中央軍委作戰會議和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對林彪的戰略防御方針提出了疑義。[４１]毛澤東此時已認為蘇聯不可倚靠，他在考慮失去這個依托后，北邊是否還能頂得住。因此他提出：如果南邊放，他不進來，而北面又頂不住，怎么辦？要防止敵人從中間突破，認為美國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領北京；敵人有可能走八國聯軍的老路，從天津、塘沽進來。[４２]而林彪尚未摸清毛澤東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針思考問題。因此，當他聽了楊成武匯報的毛澤東關于戰略防御設想等問題的講話后，聯系到毛關于要警惕赫魯曉夫式人物的論述，內心十分不安。[４３]這種分歧表明，毛澤東此時已從戰略防御問題上關注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

與此同時，５月２７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從赫魯曉夫大反華的趨勢看，我們要考慮到萬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４４]并提出：在原子彈時期，沒有后方不行。“三五計劃”要考慮解決全國工業布局不平衡的問題，要搞一、二、三線的戰略布局，加強三線建設，防備敵人的入侵。[４５]正是在這種指導思想下，周恩來在解釋“三線”地區的劃分時指出：“對修正主義，西北、東北各省是第一線”。“真正的三線是青海、陜南、甘南、攀枝花。”[４６]

此外，６０年代中期，毛澤東還特別指出：我們不能只注意東邊，不注意北邊；只注意帝國主義，不注意修正主義，要有兩面作戰的準備。根據毛的指示，主持軍委工作的林彪要求全國設防重點轉到北面，全軍要調２／３的工程建筑團到北部設防。參加軍委工作的賀龍、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人也分別就國防工業、戰略問題、東北在未來反侵略戰爭作戰的指導原則等問題進行研究，提出了重要意見。[４７]

總之到１９６４年，毛澤東因開始警惕蘇聯對中國的外部威脅，而更加憂慮于中國的最高領導權被修正主義分子所篡奪；由準備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更要對外患做出防備，兩者相輔相成。由此，中國加強備戰，進行對內對外戰略方針調整的基點實際已不完全是為了防備美國對中國的侵犯；中共中央將三線地區作為全國的戰略大后方，其出發點也已不僅是針對來自美國的威脅，而且還帶有了防備蘇聯的成分。[４８]這樣，當越南的抗美戰爭進入高潮時，中國軍事防御戰略的重點實際上卻開始了由南向北的轉移。[４９]

在上述諸項因素的影響下，中國已不可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樣，與蘇聯重新團結起來，在援越抗美問題上協調行動。

中蘇在對越援助問題上的矛盾沖突，開始于１９６５年蘇聯大規模援越之后。此時中蘇關系惡化的現實，已將兩國重新合作的道路封死。當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于１９６５年４月致函中共中央、國務院，提出舉行越、中、蘇三國最高級會晤，把分歧撇在一邊，采取聯合行動的建議后，７月，中國方面即復函予以拒絕，并指責說：你們所說的“聯合行動”，就是要兄弟黨服從你們老子黨的命令，就是要兄弟黨、兄弟國家成為你們推行美蘇合作主宰世界政策的工具。[５０]

１９６６年２月末日共代表團訪華，日方同劉少奇等中共領導人討論通過的公報草案不僅在批判修正主義時未點蘇聯的名，而且還提出了關于建立包括蘇聯在內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與蘇聯統一行動援助越南的問題。對此，毛澤東向日方表示：你們這種態度是受到蘇共領導歡迎的，但是我們不歡迎。決定不發公報，只發消息。同時，毛澤東還否定了宮本顯治所說的：雖然不直接同蘇共領導采取聯合行動，但可以同其領導下的群眾團體采取聯合行動的意見。他認為：國際民主團體的活動用處不大，不可過高地估計它的作用。就是寫出最好的決議也沒有用。[５１]對于毛澤東而言，中國決不可以與修正主義蘇聯在援越問題上搞聯合，雙方只能是分別行動，各援助各的。[５２]

只是，中蘇兩國在援越抗美大目標下各行其是的同時，因所處地理位置的不同，又不能不在對越援助的過程中發生接觸，進行某種形式的協作，這樣，矛盾和沖突也即由此而生。特別是，由于越南在其抗美救國戰爭中力爭得到中蘇雙方的最大援助，使得這種糾葛更加突出起來。

二、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中蘇之間的矛盾沖突

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是中蘇兩國關系逐漸走向敵對的階段。此期中蘇兩黨關系破裂，國家關系進一步惡化，至１９６９年３月中蘇雙方在珍寶島發生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８月蘇聯又在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采取報復行動，制造了嚴重的流血事件，中蘇關系緊張達至頂點，進入敵對狀態。與此同時，隨蘇聯對越軍事、經濟援助的不斷加強，越南與蘇聯的關系開始升溫。

在這種背景下，此階段中國援越抗美進程中出現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一是至１９６９年９月胡志明去世之前，中國的援越方針在大原則不變的前提下，于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如開始向越南強調不能過分依賴他國的軍事援助，應當嚴格遵循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更適當地使用本國的人力資源；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經濟建設戰線拉的太長，希望其“立足于戰爭”，經濟建設應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隱蔽的”為主，意即減輕要求中國提供經濟援助的壓力；１９６９年半年內僅完成中越援助協議的３１．４%；直到１９７０年末外貿部下屬各進出口總公司還拖欠有１９６７年以來的無償援越物資，尚未執行完畢等等。[５３]當然，導致此微妙變化的主要原因應在于中國對越蘇親近的不滿，其中有對越施加壓力的成分，并不意味著中國對越總方針的改變。

二是中蘇兩國圍繞援越問題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沖突，有時甚至是尖銳的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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