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設算緡錢

與鹽鐵官營制度、均輸法、平準法同時展開的是增稅計劃。不過在闡述增稅計劃之前，讓我們先回顧一下漢代的租稅制度。那時，對一般民眾征收的稅目有田租、算賦（口算）、口賦（口錢）、訾算等，男子同時還要服徭役、兵役。

首先，田租是針對土地收成，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賦稅。高祖時期，田租為土地收成的十五分之一，文帝十二年（前168）被減少到原來的一半，而從第二年起的十一年間則被全部免除。田租的復征發生在景帝即位元年（前156），稅率為農民土地收成的三十分之一，這成為貫穿之后漢代歷史的典范。但是，在實行的過程時，定率課稅實際上轉變為對每塊土地征收一定數額田租的定額課稅。

其次，算賦是針對從15歲到56歲之間的所有男女，每年征收一算（120錢）的人頭稅。口賦則是針對3歲以上14歲以下男女，每年征收20錢的賦稅。但口賦不納入國家財政來源，而是皇室的財政收入。最后，訾算為財產稅，政府根據各人的申報，決定財產估價額，以每一萬錢上繳一算的稅率來征收。此外，一般男子每年30天的徭役，也能通過上繳貨幣來免除，這稱為“更賦”，金額為300錢。

以上稅目中，成為武帝時期增稅計劃對象的是訾算（財產稅），尤其是增加了針對工商業者的訾算。這一改革也是從元狩四年（前119）開始的，其內容如下。不論商人有無市籍，對于其財產估價額，按照每2000錢征收一算的稅率課稅，而向手工業者課稅時，則以4000錢為單位。這些高稅率是一般民眾繳納的訾算的5倍或者2.5倍。這就是武帝時期新財政收入之一的算緡錢。緡指用來穿錢的繩子，因而可以說算緡錢就是指對人們積蓄的貨幣所征收的賦稅。此外，當時的改革還包括增加對舟、車、家畜等的課稅，一般人的軺車課稅一算，商人的軺車課稅兩算，長五丈以上的船也課稅一算。

實施告緡令

實施增稅制度時，政府還采取了對虛報財產者的處罰制度和對舉報隱瞞財產現象者的獎勵制度。凡隱瞞財產不申報以及只申報一部分財產的人，作為處罰，將被送往邊疆戍守一年，并沒收全部財產。而獎勵舉報的制度是指，凡發現并舉報上述違法現象的人，作為獎勵，可獲得其告發財產的一半金額，這一法令被稱為告緡令。

告緡令實施后，全國中產階級以及以上的人都成為被舉報的對象，國家根據舉報沒收的財產金額以億為單位、奴婢以千萬為單位計算，收公的耕地面積在大縣達到數百頃，在小縣也達到百余頃。據說，中產階級及以上的商人幾乎都因此破產。沒收后的奴婢被發配到諸官府，成為官家的奴婢，耕地被分配到大司農、少府管理，充為公田。

如上所述，增稅制度的內容主要針對的是商人階層以及手工業者。從中可發現，它具有與鹽鐵專賣制度、均輸法、平準法的共通之處，即都是壓制工商業者的政策。這種政策立足于中國古代的本末思想，即以農業為本、工商業為末的重農抑商思想，同時它也體現出政府力圖通過分割商人利潤的方法，而不是向一般農民增稅的方法，來重振國家財政狀況的方針。

不過，當時也存在國家向一般民眾增稅的史實。原為皇室財政來源的對每個幼童所征收的口賦，在這一時期被增長了三錢，而這三錢的新增稅金也被納入了國庫。

制定五銖錢

以上新財政政策的實施之所以能夠奏效，其前提條件在于貨幣制度的確立。因為鹽鐵官營制度、均輸法、平準法以及算緡錢和告緡令等，全部是以貨幣流通作為前提制定實施的。假若貨幣制度不穩定，對于改革成效的期許則將只會是海市蜃樓。但是，盡管道理如此，武帝之前，漢王朝的貨幣制度實際上都處于一種混亂的狀態之中。

秦始皇時期半兩錢的制定使得貨幣制度首次獲得了統一。半兩錢的形態也被漢代所承襲。但是，高祖時期允許民間鑄造貨幣，因此，導致每個半兩錢的重量逐漸變小，甚至縮小到榆樹莢般的大小，也就是人們所熟知的榆莢錢。它相對于秦代7.5克重的半兩錢，重量在1.5克左右，而最小的甚至只有0.2克的重量。

呂后二年（前186）國家鑄造八銖重的半兩錢，但四年后則開始鑄造五分錢，它的重量是半兩的五分之一（相當于二銖四累）。于是，一錢的分量再次變小。文帝五年（前175）國家制定四銖錢（重量為四銖的半兩錢），同時再次許可民間鑄造錢幣，并規定錢幣必須達到一定的品質標準。上文曾闡述到，吳王劉濞在其封國采銅鑄幣以及文帝寵臣鄧通受封蜀郡銅山后開始鑄幣，正好發生在這段時期。

至景帝中六年（前144），政府再次禁止民間鑄幣，凡出現違令者便以死刑處置。即便如此，民間仍舊有人將四銖錢的邊緣部分削磨下來私鑄成錢幣，貨幣制度依然處于混亂之中。

廢止四銖錢、制定三銖錢，發生在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也就是政府著手新財政政策的一年（參考加藤繁《三銖錢鑄造年份考》，載于《支那經濟史考證》上卷，1952）。這種貨幣重三銖，錢幣表面上沒有“半兩”的文字，而是直接標注了其重量“三銖”的文字。三銖錢制定后，秦代以來半兩錢的形態就逐漸消失了。

與此同時，政府還制定了皮幣、白金的制度。皮幣是以五色線鑲邊、方一尺的鹿皮制成，定價為40萬錢的貨幣；而白金則是使用銀錫合金鑄成的貨幣，分為三千錢、五百錢、三百錢這三種不同的面值。政府雖然規定凡盜鑄新貨幣者一律處死，但盜鑄現象并未能得到遏止。三銖錢、皮幣、白金的貨幣制度僅僅實行了一年，便以失敗告終了。

于是，政府又制定出新的五銖錢制度。這一制度于元狩四年（前119）推出，而錢幣則于翌年開始鑄造，是重五銖、表面上鑄有“五銖”二字的圓形方孔錢。五銖錢的形態作為后來中國貨幣的基本樣式被繼承下來，直到唐代初期制定出開元通寶（621年制定），其歷史大約有700年之久。

貨幣政策的成功

然而，此時各郡國也與中央政府并行鑄造國家規定的五銖錢，因此錢幣品質參差不齊。為防止錢幣被盜削，政府在錢幣外圍增設了邊郭，但也未能防止盜削和盜鑄錢幣的現象，數年間被處死的人達數十萬。于是，政府又開始鑄造錢幣邊緣為赤銅的赤側錢，每個價格相當于五個五銖錢，以供人們在交納租稅時使用。但兩年后，赤側錢也因貶值而被廢止。

政府認識到以上貨幣制度失敗的原因在于貨幣鑄造權的分散以及貨幣品質的不統一，于是在元鼎四年（前113）堅決地做出了將貨幣鑄造權收歸中央的決定。這就是五銖錢開始由水衡都尉所屬——上林三官鑄造的開端。

水衡都尉大約是距此兩年前新設的機構，同少府并列，共同職掌皇室財政。隨著它的成立，原先從屬于少府的上林苑被移交到它的管理之下，因此，原本設置在上林苑中職掌鑄錢的上林三官，即均輸、鐘官、辯銅從此開始隸屬于水衡都尉。此外，三官中，均輸負責原料銅礦的運送，鐘官負責鑄造，辯銅負責原料的選擇。

在上林三官壟斷全國鑄幣事業的同時，原先在地方郡國中展開的貨幣鑄造業被全部禁止，并且，上林三官以外鑄造的貨幣也被禁止使用或流通。以往由郡國鑄造的貨幣則全部被融為原銅，作為原料輸送到上林三官。這項改革可謂大獲成功。此后民間盜鑄者入不敷出，除非擁有精良設備，否則極少有人再去染指盜鑄。由此，西漢時代的貨幣政策進入了穩定時期。

如上所述，水衡都尉和少府共為職掌皇室財政的機構。因而，貨幣由上林三官統一鑄造就意味著貨幣鑄造權和其利益都歸屬于皇室。貨幣統一政策的成功，同時給國家財政也帶來了利益，建立在新財政政策之上的國家經濟的重建與持續發展，在貨幣穩定流通的背景下得到了保障。

作者：[日] 西嶋定生 節選自《秦漢帝國：中國古代帝國之興亡》，社會科學文學出版社2017年4月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漢武帝如何破解窮兵黷武造成的財政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