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12日，英國警察突然搜查了蘇聯駐英商務大樓、英蘇貿易公司，指控蘇聯商業人員從事間諜活動，英蘇兩國關系進一步惡化。5月23日英國內閣會議批準了同蘇聯斷絕外交關系的決定，當天就向蘇聯駐英國代辦遞交了照會。而美國政府則公開發表聲明稱贊、支持英國政府的決定，5月30日美國駐法國大使赫里克還在巴黎公墓發表演說，呼吁資本主義各國政府聯手對蘇聯進行“十字軍遠征”。
在上述國際環境下，1927年6月2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召開特別會議，作出決議：領事及簽發密碼電報的人員必須承擔如下責任：絕對禁止拍發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員和機構收取的特殊電報。真實簽名及負責人的地址和姓名均應用化名代替。
與此同時，中國國內先后發生了蔣介石、汪精衛背叛革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和“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大小小的反動軍閥在全國各地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揮起了屠刀，中外反動勢力也日益緊密地勾結到一起聯手反共反蘇。在這樣的背景下，莫斯科自然要禁止在華蘇聯顧問直接參與中共發動的南昌暴動。
此外，在相當長的時期里莫斯科都將中國國民黨看作是“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并且對國民黨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支持和援助，可是蔣、汪等人相繼叛變革命，無疑給莫斯科抽了一記耳光。但即便如此，蘇聯駐華總軍事顧問布留赫爾等人對唐生智、張發奎等仍舊抱有幻想。而蘇共領導人斯大林本人，即使是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大肆屠殺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白色恐怖時期，也仍然對“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跟國民黨結盟”抱持幻想。幾份解密檔案文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在1927年8月8日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叮囑他們“如果不能爭得國民黨，而革命將走向高潮，那就必須提出蘇維埃的口號并著手建立蘇維埃”；在8月12日的另一封密電中，斯大林要求他們“盡一切努力使國民黨革命化和民主化。只有當重建革命國民黨的嘗試明顯無望和明顯失敗，而隨著這種失敗出現新的革命高潮時，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走上建立蘇維埃的道路”；在8月13日發送給他們的又一封密電中，斯大林強調“我們認為跟國民黨結盟必須不是從外部，而是從內部”，“如果國民黨革命化在實踐上毫無指望，同時出現新的巨大的革命高潮，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建立蘇維埃”。這些解密檔案文件表明，即便是在大革命失敗已經既成事實的情況下，斯大林本人仍對國民黨抱持幻想。這是莫斯科禁止在華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第二個原因。還有一個原因，便是莫斯科長期以來對中共存有輕視態度，對南昌暴動能否成功存有疑慮、缺乏信心。
【唯一的例外：蘇聯軍事顧問М.Ф.庫馬寧】
但嚴禁蘇聯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命令在傳達過程中出現了失誤，有一位蘇聯軍事顧問因未及時收到命令而直接參與了暴動，他就是擔任賀龍的第二十軍軍事顧問的М.Ф.庫馬寧。
庫馬寧，生于1897年，曾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蘇俄國內戰爭，1926年秋天抵達廣州，擔任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為了在華工作方便取了個中文名“紀功”。根據曾擔任過布留赫爾的參謀長的А.В.勃拉戈達托夫將軍后來回憶，庫馬寧是從1926年起擔任李宗仁的軍事顧問的，當時，“國民革命軍分成了三路大軍，即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中路軍……包括兩個方面軍：江右軍（南京方面軍）和江左軍（安慶方面軍）……江左軍也由三個縱隊組成（第七軍、第十軍和第十五軍），由李宗仁將軍指揮，顧問是М.Ф.庫馬寧。”（А.В.勃拉戈達托夫《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之后，庫馬寧隨同效力于武漢國民政府的賀龍部繼續北伐至河南前線。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庫馬寧參與了南昌暴動呢？1927年9月14日，戈列夫在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偵察局的會議上回憶說：“（7月）27日在漢口接到電報……指示中說，我們不應與整個這件事發生任何關系，而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莫非庫馬寧就是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可是，根據上文引述的解密檔案文件——1927年7月25日和29日莫斯科發送給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的密電以及一系列蘇聯軍事顧問的回憶材料來看，莫斯科是嚴禁蘇聯軍事顧問參與南昌暴動的，因此，戈列夫此處所說的“個別同志應當從事這項工作”，顯然是沒有根據的。
上文曾介紹過的曾擔任葉挺將軍軍事顧問的Е.В.捷斯連科后來在《回憶葉挺》一文中的敘述給我們提供了答案：“起義前夕，駐南昌部隊中留有兩名蘇聯顧問：一位是本文作者（即捷斯連科本人——作者注），在葉挺第二十四獨立師；另一位是М.Ф.庫馬寧，在賀龍部第二十軍。鑒于政治形勢的復雜化，В.К.布留赫爾發密電將我們召回，命令我們立即回國。我是在起義前五天于德安收到這份電報的。駐南昌郊區的М.Ф.庫馬寧沒有收到電報，所以參加了后來發生的事件。”（《在中國土地上——蘇聯顧問回憶錄（1925—1945）》，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因此，庫馬寧參與南昌起義純屬沒有及時收到指示而造成的意外。
根據原定計劃，參與起義的各部隊于8月3日開始撤離南昌，準備到廣東去建立革命根據地。起義軍在撤退途中遭到了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庫馬寧不幸被俘獲。А.В.勃拉戈達托夫后來回憶說，庫馬寧在獄中受監禁一年之后才獲釋返回蘇聯。而В.В.維什尼亞科娃_阿基莫娃在其《中國大革命見聞（1925—1927）——蘇聯駐華顧問團譯員的回憶》一書中則回憶說：“起義失敗后，他被投入監獄，八個月后才獲釋。”返回蘇聯后，庫馬寧曾用文字記述了他參加南昌起義的經過，后被收入196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蘇聯志愿人員談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一書。
【如何評價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
通過上文的分析，對于南昌起義中的蘇聯因素可以作出以下幾點評價：
首先，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這種獨立，不僅是相對于大革命時期國共兩黨關系而言的獨立，而且是相對于中共與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相互關系而言的獨立。除了羅明納茲和布留赫爾等人參加過幾次策動會議，以及軍事顧問庫馬寧因為偶然因素參加了起義之外，中共發動的南昌起義一沒有獲得過莫斯科的經費支持，二沒有得到過蘇聯的軍火援助，三沒有蘇聯軍事顧問的幫助。所以說，南昌起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不過，這僅僅只是開始，在后來的跟共產國際及莫斯科的關系發展過程中，中共始終在為這種獨立自主而不懈奮斗。
其次，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來一封意見“非常全面”的回電，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有謹慎從事的審慎心理這一因素使然，然而更多的則是從其自身國家利益出發考慮問題的結果。莫斯科之所以給中共發送如此內容的密電，還因為它仍然在輕視中共，對國民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第三，莫斯科在1927年7月25日密電中指示，如果南昌暴動沒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更合適的是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而殊不知轟轟烈烈的大革命之所以慘遭失敗，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共產國際和莫斯科的干預和影響下，中共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里忽視了對武裝力量的掌握和軍事工作的領導。然而，在大革命失敗之后的白色恐怖時期，莫斯科卻仍然堅持“讓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并利用他們來做政治工作”，以換取跟張發奎等人的貌合神離，這說明此時蘇聯領導人仍然沒有正確，至少是沒有完全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及其指導方針所存在的嚴重錯誤。
第四，正因為沒有正確地總結出中國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所以在后來對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指導上，莫斯科又不斷地犯了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一個典型的例證就是當南昌起義最終失敗后，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將失敗的根源推到以周恩來為首的前敵委員會的頭上：“總之——前敵的指導，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農”，指責前敵委員會將八一革命“變成僅僅是投機的行動。這是一切錯誤的總錯誤”（《南昌起義（資料選輯）》），并給予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委全體成員以“警告”處分。而對共產國際和莫斯科在指導思想上的錯誤以及他本人的種種錯誤則采取回避態度。
（作者系中央編譯局副研究員）
作者：徐元宮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1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