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馬文化的搖籃

從野馬被馴養到成為人類生產生活和戰爭的工具，馬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長河中，發揮著無與倫比的作用。也因為戰爭的需要，馬在人們心目中已非一般意義上的動物，以各地興建的“馬神廟”為例，馬曾作為神靈被人們供之敬之。

在遠古的年代，馬被作為牲靈用于祭祀活動，馬的軀體和馬皮則用于肉食和御寒。后來因為馬溫良、雄健、剛毅的特性，被逐步用于生產生活，成為人類借助外力交通運輸和農業耕作的工具，從此馬從祭祀和肉食動物中分離出來，成為社會生活中的重要生產力。人們用馬掌、馬嚼、馬鞍對馬進行“武裝”，使馬的馱、乘、挽功效較之前提高了數倍。在烽火連年鐵血爭鋒的古代，唯獨馬才具有的性情溫順、騎乘神速、馱載負重、挽駕耐力的功效，自然而然地在戰爭中被利用，使冷兵器時代的作戰能力大為提高，“大國乃萬乘之國，小邦乃千乘之國”，因為擁有了千軍萬馬，使國之軍威大大增強。無數英雄豪杰馳騁疆場威震河山鬼神泣，又何嘗不是千軍萬馬血與火、靈與肉、信仰與追求交相輝映的英雄史詩。于是乎人類與馬結下了難以割舍的情緣，從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馬文化。

《周禮·夏官·司馬》有“七尺為馬，八尺為龍”的記載，馬因此被稱為“龍馬”。《易經》中，乾卦象征陽剛，因而被稱為“龍卦”。龍卦象征剛健猛進的精神，因之稱為“龍馬精神”。《尚書注》有：“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的瑞應。因此，從朝廷官府到山野民間，從天子王侯到布衣平民，無不對龍馬敬若神靈，對良驥神馳心往。相傳周朝時，穆王乘八駿西游昆侖，西王母移駕百花池，與穆王宴飲承歡，眸詢何日重來？李商隱作《瑤池》詩，將“八駿”之神速描寫極致；徐悲鴻作《八駿圖》，將“八駿”的神采描繪得栩栩如生，也使馬繪畫藝術創作達到巔峰。周孝王因秦非子養馬有功，封地作為獎賞。春秋時，有個名叫孫陽的人識千里馬，曾為楚王選得良馬而始稱伯樂，自此千里馬與伯樂的人才觀萬古垂青。秦始皇對追風逐電的“七駿”，寵之若稀世珍寶，愛之若掌上明珠。從今天秦始皇兵馬俑的龐大規模來看，兵俑盔甲嚴整，矛戈鋒銳；馬俑鞍轡整齊，嚴陣威武，如此宏大的壯觀陣容，表現出秦始皇兵強馬壯滅六國而一統天下的壯志雄心。再從東漢時期鎮守河西的軍事長官墓葬中出土的“馬踏飛燕”來看，駿馬矯健騰空、飛燕流星電閃，和兵馬俑的馬俑相比，更顯馬雕塑藝術的精妙絕倫。東晉時，安帝司馬德宗得日行千里的寶馬，特封馬為“揚威將軍”。唐太宗李世民酷愛良馬，君臣出獵，駿馬成群，宮廷牧監孳養御馬稱“昭陵六駿”。唐太宗作《詠飲馬詩》云：“駿骨飲長涇，奔流灑絡纓。細紋連噴聚，亂荇繞蹄縈。水光鞍上側，馬影溜中橫。翻似天池里，騰波龍種生。”侍臣楊師道附和《詠飲馬應招詩》曰：“清晨控龍馬，弄影出花林。”李嶠作《詠馬詩》云：“天馬本東來，嘶驚御史驄。蒼龍遙逐日，紫燕迥追風。明月來鞍上，浮云落蓋中。得隨穆天子，何假唐成公。”唐太宗至死與馬相伴，將開創帝業的六駿，刻為石雕排列陵前。宋代時將中國象棋完善成型，從棋中“車、馬、炮”的運用來看，馬在古代戰爭史上有著顯著歷史作用。古代有關馬的名人掌故、詩詞歌賦、琴棋書畫不勝枚舉。

但真正把馬文化推向高峰的，當屬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而山丹大馬營草原，自此便成為中國馬文化延續和發展的搖籃之一。漢武帝尚武愛馬，因為國防的需要，他對“天馬”夢寐以求，為求良馬尋遍西域各地，終得“汗血寶馬”，繼而將良馬的標準定格為“天馬”。并作《天馬歌》云：“天馬來，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漢武帝得良馬，建立起強大的騎兵，馬踏匈奴一雪國恥，開疆拓土設“河西四郡”，成就夙愿。霍去病死后，漢武帝以祁連山形造墓，輔以“馬踏匈奴”石雕烘托，以此為無數英勇將士鑄就歷史豐碑。而霍去病“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男兒當死于疆場，以馬革裹尸”的豪言壯語，正是中華民族“龍馬精神”的具體體現。

自山丹軍馬場成為皇家馬場起，便在中國戰爭史上閃亮登場并步入中興之途，“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使馬的繁育規模得到空前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一代又一代馬場牧馬人，為祖國培育良驥駿騏，傾注了全部心血，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他們櫛風沐雨披星戴月，大量繁育屯集軍馬，引進西方優良馬種，改良選育出中國獨有的山丹馬。山丹馬剛健昂揚的品格，形成了一種威武不屈、奮發有為的馬文化，滲透在了中華民族的靈魂之中，融入了中華兒女任勞任怨、艱苦奮斗、樂觀向上的精神之中，成為中國馬文化的升華和中華民族“天馬精神”的真實寫照。

文/林茂森 來源：《甘肅日報》2017年9月12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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