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國和印度之間存在一個和平交往規律
如果說中國周邊外交有規律可循的話，那么，其間使這種規律比較穩定地得到展現的是中國和印度的關系?？v觀兩千多年中國版圖，其伸縮變化最小的就是西南中印邊界，究其因，非不為也，實不能也：北面下去不可繼，南面上來不可守。正因此，當年走向印度河上游的亞歷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和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面對唾手可得的印度，都放棄了順水南下的打算。
與此相反的是唐貞觀年間唐使王玄策令“天竺響震”卻無所建樹的例子。史載：
初，中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強，四天竺皆臣之，玄策奉使至天竺，諸國皆遣使入貢。會尸羅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帥從者三十人與戰，力不敵，悉為所擒，阿羅那順盡掠諸國貢物。玄策脫身宵遁，抵吐蕃西境，以書征鄰國兵，吐蕃遣精銳千二百人，泥婆國遣七千余騎赴之。玄策與其副蔣師仁帥二國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斬首三千余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阿羅那順棄城走，更收余眾，還與師仁戰；又破之，擒阿羅那順。余眾奉其妃及王子，阻乾陀衛江，師仁進擊之，眾潰，獲其妃及王子，虜男女萬二千人。于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59]
此事發生在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至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間[60]。除了“天竺響震”浮功外，中國版圖并因“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余所，俘阿羅那順以歸”的戰果而在南亞次大陸得到像張騫遠征西域那樣的大幅推進：在天竺國地，既沒有出現中國的附屬國，更沒有出現朝廷策封的藩王。新舊《唐書》皆不為王玄策作傳，其“不足為訓”的深意不言而喻。
青藏高原北緩南陡的地形使西藏地區與中國中原政權發生天然聯系而不與南面的南亞次大陸國家聯系遑論沖突，這使西藏天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同時還使中國在不需要巨大國防投入的條件下在西南方向天然獲得了居高臨下的地緣優勢。阿里地區位于中國西南邊陲，在巴基斯坦和緬甸從英印統治下獲得獨立后，印度與中國的關系從地理上反倒更有了和平的保證。
最能夠說明中印之間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和平交往規律的案例，是崛起于公元7世紀的吐蕃王朝（公元618年—842年）。該王朝崛起于西藏山南地區并迅速向北擴張，歷時200余年，其統治范圍最廣時西起蔥嶺（今帕米爾高原），與大食（即興起于西南亞地區的阿拉伯帝國）接壤，東至現今甘肅省隴山、四川盆地西緣，北起天山山脈以南、居延海，南至青藏高原南麓與印度次大陸北部的喜馬拉雅山脈（海拔8000多米）與天竺（今南亞次大陸）接壤。吐蕃王朝曾強大到幾乎可以和中原唐王朝“談婚論嫁”，即使如此，尤其是在王玄策帶著吐蕃的軍隊將天竺國統一政權打碎后，印度陷入為時長達五百多年分裂的歷史中，吐蕃王朝的邊界也“不從這個根據地向南方的印度發展”，而是“越過他們領土中最荒涼、最困難的漫漫地區，向中國西部及中亞發展”[61]，同期吐蕃王朝的南境也沒有受到南方印度的侵略；與中國西域相反，此間中印之間留下更多的并不是沖突，而是唐玄奘西去天竺國取經的和平佳話。對此，拉鐵摩爾解釋得比較有力，他說：“在西藏地區，山嶺代替了長城?！盵62]
但是，“和平規律”并不是沒有沖突，而是說，如果有，與中國周邊其他地區相比，其沖突的概率、規模和烈度，都是最低的，其對邊界線的影響也是最小的。
（四）中國國內安全是一個相互聯動的整體
如果說在明朝之前，中國東南安全與西北安全緊密聯動的話，那么明朝之后，中國西南方向的安全日益緊密地與東部，特別是東北部安全相聯動。明代中期，中國東海尚未出現大的危機，此前西南方向對于中原諸王朝而言，只是穩邊安民的問題。但到明末，東海倭患蜂起，特別是清兵入關后，西南便成了各類反清力量的嘯聚之地，緬甸之于中國地緣政治的戰略意義也隨之上升，漸成為中國大西南諸力量獲取外援的重要通道。
清末，中國東部出現亂局，英俄境外勢力也加大對西南地區的打劫。1902年，英日簽訂《英日同盟條約》，1903年10月英印軍隊便向藏邊發起攻擊并于年底進占拉薩。1907年8月31日，英俄簽訂協約，調整了各自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協約把伊朗分為三部分，北部屬俄國勢力范圍，東南部屬英國勢力范圍，中部劃為“緩沖區”；俄國承認阿富汗為英國的附屬國，規定雙方“承認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這個協定表明俄國退出與英國在西藏問題上的爭奪。
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國，東海的制海權淪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遷至重慶。緬甸通道對于中國的戰略意義陡然增升，西康設省已刻不容緩。1938年11月22日，行政院議決西康準予建省。在中國東部被日本全面封鎖的情況下，中央政府急需打通滇緬公路，于1937年10月始征調云南民工20萬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修成了連接昆明至瑞麗的中國境內段公路，進入緬甸后又繼續修建了經過緬北的公路，兩段合稱“史迪威公路”，中國由此從境外獲得大量戰略物資，為抗戰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持。而所有這些舉措得到有力執行，西康省的設置功不可沒，而以西藏為重心的青藏高原的主體部分在中國境內的存在則為中華民族一次次戰勝外敵入侵提供了堅不可摧的后方支撐。
鑒于這些歷史的經驗，毛澤東始終將中國東部安全與西部安全、繼而東北安全與西南安全聯系起來考慮。1953年，就在朝鮮停戰協議即將簽字的前夕，毛澤東即從抗美援朝前線抽調秦基偉至云南，當年6月13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接見秦基偉，告訴他：“調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國的西南大門，處于重要的戰略位置。”[63]1959年中蘇交惡后的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澤東的高度警覺，為了對付“從中間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種方案中，毛澤東首選以西南為重心的“大后方”建設。集中投資于四川東部山區和中部平原，特別是重慶一帶，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肅酒泉建造鋼鐵基地。毛澤東提議“三線建設”。為了消除大三線建設的外圍干擾，1962年，毛澤東指示在西南中印邊境發起自衛反擊戰，有力遏止了印方對我方邊界的蠶食。1969年3月，中國在東北黑龍江省烏蘇里江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珍寶島針對蘇聯入侵發起反擊，隨后毛澤東迅速將目光移至中國大西南，12月18日，經毛澤東審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西藏阿里地區工作的指示》，指出：“阿里地區地處我國西南邊疆，戰略地位十分重要?！盵64]
（五）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比例也有一個“黃金分割率”
“黃金分割率”是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發現的美學定理。他曾經過反復比較，最后確定1：0.618的比例最完美。事實上，歐亞大陸戰略力量存在也有一個天然比例。
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有歐洲、中亞和中國三種戰略力量。歷史表明，在歐亞大陸的主要區位即北緯30°至60°之間可容納戰略力量只有2.5個，也就是說，在三種戰略力量之間，必然有一個生存空間要受到其他兩個的嚴重擠壓并因此出現破碎地帶。比如上古時代在歐亞大陸分區并存的是歐洲羅馬帝國、中亞諸帝國和中華帝國。此間歐洲羅馬帝國和中華秦漢帝國強大，中亞地區力量受到擠壓并分出安息、貴霜諸帝國。此時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為1：0.5：1。羅馬帝國解體后歐洲中世紀陷入碎片化時代，這為中亞阿拉伯帝國繼而蒙古帝國、奧斯曼帝國乃至俄羅斯帝國的崛起和大面積擴張騰出空間。此時中華帝國保存完好并轉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續統一朝代。同期，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就轉為0.5：1：1。進入工業革命后，歐洲又開始復興和強大，中亞伊斯蘭力量在歐洲、中國尤其俄羅斯的擠壓下日漸式微，此間歐洲、中亞和中國之間的力量比又恢復到1：0.5：1。俄羅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強力插入中亞地區，部分地取代了原來夾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伊斯蘭力量及其比例。此后原來的歐洲、中亞伊斯蘭和中國的三種戰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為歐洲、俄羅斯-中亞伊斯蘭諸國和中國（1：0.5/2：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歷史經驗表明，在歐洲、俄羅斯、中國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能單獨擴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唐帝國、蒙古帝國都勉強接近這個水平，英國、沙俄、蘇聯也都曾入侵阿富汗試圖填充中亞，其結果也都是短命和失敗的。如果將中亞戰略力量比喻為歐亞高地的“堰塞湖”，那么，不管是歐洲還是中國，在近代以后還有俄羅斯，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紀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紀上半葉歐洲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衰落及20世紀末的蘇聯解體——并由此造成的戰略力量的收縮，都會引發中亞戰略力量（主要是伊斯蘭力量）在歐亞接合部即中亞地區的崛起及向其他戰略力量坍塌的方向擴張。今天出現大規模涌入歐洲的“難民潮”與歐盟分裂相伴而生便是這一規律的歷史再現。
認識歐亞大陸戰略力量“黃金分割”規律有利于我們看清歐亞大陸此起彼伏的戰略力量消長規律及其成因，并由此認識在這個規律作用下中國國力在中亞地區伸張的極限。而認識國家力量的極限，是成熟和成功外交的前提。
麥金德先生以天才的想象提出了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理論，由于他沒有認識到歐亞戰略力量存在著這樣的一個“黃金分割”規律，以致他的理論成了英國將國力延伸到中亞和印度洋并由此造成大英帝國的衰落誘因。凱南、布熱津斯基步麥金德后塵，他們的理論更成了將美國驅至印度洋和中亞并由此造成美國衰落的元兇。
上廁所JJ都不扶就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