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身份認知的差異

第三個也是最后一個阻礙亞洲多邊同盟發(fā)展的因素即候選成員國間存在的身份認知差異，這種差異包括一系列產(chǎn)自不同歷史背景的政治和文化分歧。身份認知在明確區(qū)分我族與他類的同時，也間接影響著國家間的合作，身份認知趨同的國家在合作中更傾向于將彼此置于平等的地位，也會面臨較少的摩擦。因此，在跨地域的多邊防衛(wèi)組織中，無論是在地區(qū)國家之間還是在地區(qū)國家和域外大國之間都要存有或創(chuàng)造一種認同感。

在歐洲，尤其是西歐地區(qū)，各國文化上的彼此聯(lián)系在戰(zhàn)后時期出現(xiàn)了持續(xù)顯著的增長。與其以自己的民族和國家為傲，每個人都更傾向于將自己視為歐洲人。這種集體認同的情感對“國家社會”的形成至關重要，后者幫助西歐建起了能夠促進地區(qū)和平與合作的緊密的機構網(wǎng)25。在北約組織成立的過程中，作為域外大國的美國也同其歐洲盟友享有共同的身份認知，這一點在宗教和民主價值上尤其明顯。除卻這些源自歷史，通常經(jīng)歷了較長發(fā)展時期的共同價值，英國政府還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北大西洋”地區(qū)的構想。英國希望通過將美國和歐洲并入同一個地理上的區(qū)域概念來保留美國在歐洲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北大西洋”地區(qū)的概念不僅完美地契合了美國對東海岸之外海上航線和前沿軍事基地的關切，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全新的地理社群，在此后幾年中給予內(nèi)部國家一種新的身份認同感26。

與此相反，亞洲地區(qū)國家之間的身份認同則相對薄弱，這種身份認知上的差異阻礙了互信和平等價值的誕生，也使具備實用功能的真正的多邊防衛(wèi)組織難以成型。在這種情況下，地區(qū)國家往往并不愿意為集體安全作出貢獻，并更多地從各國利益而非地區(qū)角度出發(fā)考慮問題。隨著殖民時代的終結，亞洲國家并沒有直接進入快速的區(qū)域化和制度化發(fā)展，而是普遍掀起了民族主義發(fā)展高潮。另外，過去在亞洲為人所知的地理社群，比如印度支那，則完全是方便殖民者統(tǒng)治的結果，而非出于當?shù)厝嗣褡园l(fā)產(chǎn)生的共同情感。經(jīng)過百年的壓迫，亞洲國家對任何出讓自主決策權的可能性都極其敏感，因而對建立一個高度制度化的多邊防衛(wèi)組織心存猶豫。弗萊德伯格（Friedberg）認為，盡管部分現(xiàn)代亞洲國家共有同一個遙遠的文化根源，但幾個世紀的獨立發(fā)展已經(jīng)在當代現(xiàn)出巨大差異。而且在近代史中，亞洲國家還缺乏合作的經(jīng)歷和將本地區(qū)視作一個特別實體的傳統(tǒng)。同樣重要的是，亞洲地區(qū)同時波及大國和小國的大范圍領土爭端還將進一步刺激民族主義不滿情緒27。

在東南亞地區(qū)，盡管東約和其他多邊組織一樣基于公約章程和委員會運轉，但其成員國很難被認為是聯(lián)合統(tǒng)一的整體，因為它們既沒有就基本問題和原則達成一致，也沒有確定落實過程中的相關措施，奈恩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文化差異和缺乏認同感帶來的結果28。面對東約的失敗，埃克爾也曾發(fā)出警告，在地區(qū)內(nèi)部沖突得到妥善解決之前，任何其他發(fā)展地區(qū)主義的嘗試都將化為泡影，而美國最好是在亞洲國家可以協(xié)調(diào)一致地行動之后再作出回應29。

除了個別在種族和民主價值方面相似度較高的國家，美國和亞洲之間也少有身份認同感。從東約的誕生開始，亞洲新獨立的民族國家和前殖民國家之間清晰的身份認知差異始終隱隱困擾著這個跨地域多邊同盟。盡管總部設立在東南亞腹地，東約組織只在表面上看起來屬于亞洲，卻在核心上以西方為導向。這一方面是因為除了菲律賓、泰國和巴基斯坦，其余五個成員國都是西方國家，另一方面，杜勒斯在這一地區(qū)建立同盟的最初動機就是和英法兩國達成“聯(lián)合行動”以防止法國在越南北部敗退，并通過結盟鞏固法國抵抗的決心30。雖然1954年年初這次倡議沒能在英法間達成共識，但之后成立東約的提議仍不能掩飾以前殖民國家為主導和支配者的特點。美國連同英法兩國都在協(xié)議商討階段直面了源自殖民歷史的身份認知差異帶來的阻礙。盡管大英帝國明確表達了不滿，但時任菲律賓總統(tǒng)麥格賽賽堅持在同盟條約之外增設太平洋憲章作為聯(lián)合聲明，強調(diào)對地區(qū)國家獨立和自主權的保障31。在成為美國總統(tǒng)之前尼克松曾撰文批評稱，東約組織起源于西方，僅是美國承諾的制度體現(xiàn)和英法兩國活躍時期的歷史遺跡32。這既是上文提及的實力不平衡的后果，也是美國在目標和手段之間存在身份矛盾的結局。

四、結論

綜上所述，冷戰(zhàn)初期美國曾在亞太地區(qū)嘗試建立多邊集體防衛(wèi)組織，但或早或晚都以失敗告終。與歐洲合作緊密并高度制度化的多邊防衛(wèi)體系相反，美國最終和亞洲盟國分別簽署雙邊防衛(wèi)協(xié)議，形成了軸輻式同盟體系。這一結果主要源于地區(qū)國家之間以及地區(qū)國家和域外大國之間互動產(chǎn)生的三種差異。一是利益與目標的差異，一方面美國在亞洲建設多邊同盟的目的以防御和威懾為主，而臺灣和韓國希望從同盟中攫取美國對其戰(zhàn)爭計劃的軍事支持，因此后兩者始終被排除在多邊同盟倡議之外；另一方面美國希望太平洋公約可以將日本歸入西方陣營并為其重整軍備創(chuàng)造條件，但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反對與日結盟，英國則對美國在東亞獨大感到不滿，因此最終沒能成型。二是實力差異，作為亞洲唯一一個成功簽署的多邊防衛(wèi)組織，東約卻因為成員國之間顯著的實力差異而不能在地區(qū)危機中產(chǎn)生有效的積聚效應，而是完全依賴美國的軍事和經(jīng)濟支援，在這種情況下，雙邊協(xié)議往往比多邊協(xié)議更具實用性。最后是身份認知的差異，在東約組織中，盡管地區(qū)國家之間存在文化聯(lián)系，卻少有相互合作的經(jīng)驗和將地區(qū)視為整體的傳統(tǒng)，而在地區(qū)國家和身為前殖民國家的域外大國之間更加缺少基于平等互信的認同感，因此不利于社群意識和多邊主義精神的發(fā)展。

文/尚子絜 來源：知遠戰(zhàn)略與防務研究所

1 Walt, Stephen M. “TestingTheories of Alliance Formation: The Case of Southwest Asia.”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42, no. 2 (1988), p. 280-81.

2 Press-Barnathan, Galia. “TheImpact of Regional Dynamics on US Policy Toward 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14 (2014), p.362-63.

3 Jervis, Robert. “The Impact of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4,no. 4 (1980), p. 579, 583.

4 Gleason,S. Everett et al.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National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Volume I.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7, p. 293; and Gleason, S. Everett and John P.Glennon ed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Korea, Volume VII.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1080, 1088.

5 同3，p. 580-81.

6 Hemmer, Christopher, and Peter J.Katzenstein.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 56, no. 3 (2002), p. 585-86.

7 Duffield, John. “Why is ThereNo APTO? Why is There No OSCAP?: Asia-Pacific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Coparative Perspective.”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22, no. 2 (2001), p.78-79.

8 Dingman, Roger. “John FosterDull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in1954.”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11, no. 3 (1989), p. 461.

9 同3，p. 582.

10 同8，p. 460.

11 Cha, Victor D. “Powerplay:Origins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in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4,no. 3 (2009/10), p. 169, 174.

12 Reid, John G. and John P. Glennoned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9, The Far East andAustralasia, Volume VII, Part 2.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Office, 1976, p. 1154, and 1160-9.

13 同11，p. 163.

14 Mabon, David W. “ElusiveAgreement: The Pacific Pact Proposals of 1949-1951.” Pacific HistoricalReview 57, no. 2 (1988), p. 148-150, p. 166-170.

15 Nairn, Ronald C. “SEATO: ACritique.” Pacific Affairs 41, no. 1 (1968), p. 17-18.

16 同2，p. 360.

17 Rosecrance, R. Defense of theRea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140-41.

18 同6，p. 583-84.

19 同15，p. 17.

20 同8，p. 463-64.

21 Eckel, Paul E. “SEATO: AnAiling Alliance.” World Affairs 134, no. 2 (1971), p. 106-07.

22 同8，p. 477.

23 Braibanti, Ralph. “The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 Pacific Affairs 30, no. 4(1957), p. 340.

24 同15，p. 16.

25 Friedberg, Aaron L. “Ripe for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18, no. 3 (1993/94), p. 13.

26 同6，p. 589.

27 同25，p. 18, 24.

28 同15，p. 18.

29 同21，p. 110.

30 同8，p. 459.

31 同23，p. 322.

32 Nixon, Richard M. “Asia afterVietnam.” Foreign Affairs 46, no. 1 (1967),p. 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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