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陸路交通的吸引力
中國發現發展陸路交通受到的阻力要小得多,原因如下。首先,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張,這排除了美俄兩國聯合孤立中國的可能,并促使俄羅斯迫切需要在東方維持積極的關系。由于俄羅斯的經濟衰落和人口老齡化導致國力下降,俄中雙邊關系的天平逐漸向中方傾斜。其次,中亞各國作為曾經的蘇聯成員國發展相對落后,并且對俄羅斯懷有矛盾心理。中亞各國急需基礎設施建設和貿易,而中國在這兩方面的實力都強過俄羅斯。中國還可以讓中亞國家與俄羅斯相互牽制,因為兩者都可以為中國?供通往歐洲的路線。俄羅斯鐵路采用與眾不同的規格,這促使中方開發繞過俄羅斯的鐵路線,或者迫使俄羅斯對中方貨物運輸給予運費優惠。
中國含糊的陸路方案給自身帶來巨大的好處。目前,“一帶一路”倡議還沒有明確的路線圖,也沒有參與國家的名單。鑒于潛在路線沿線的許多政府和企業深信中方的計劃將來會取得成功,這種含糊其辭讓他們相信有機會參與這項宏偉計劃,盡管都不清楚計劃的真正內容。中方官員毫不掩飾地推銷中國擴張的“雙贏”特點,結合這個飛速發展的經濟大國所承諾的各種資源,增加了目標國家認可中國影響力的可能性。
即使如此,海上航線的經濟優勢顯著。走海路到歐洲的運費僅為陸路運輸成本的三分之一至一半,海上運量是陸路運量的近30倍。美國與中國的陸地鄰國之間的關系不如與中國在東南亞的海上鄰國那樣密切,但中國的經濟增長邏輯要求重點發展海上貿易。
十一、美國海上地位的潛在轉變
一個值得思考的重要問題是,如果美國不積極保護從霍爾木茲海峽到馬六甲海峽的海上交通線,后果會如何。目前,美國海軍在該地區發揮著獨一無二的作用—即使很多沿海國家也部署了一些海軍力量。盡管美國海軍在該地區沒有大量的常駐部隊,但派往阿富汗和海灣地區的美軍近一半從加州圣迭戈向西進發,而不是從弗吉尼亞州的諾福克向東進發。
巴里·波森認為美國獨有的實力在于無人企及的“公域控制權”,即能夠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力量以捍衛權益。不過,有人會辯稱保衛所謂“全球公域”所需的開支遠非美國能夠承受的。一則,黑惡勢力的活動范圍非常有限。舉例來說,雖然非洲之角和印尼群島存在海盜問題,但僅限于比較靠近海岸的地區,并且處于各國海岸警衛隊和海軍的控制范圍內。至于索馬里海岸長久以來的海盜威脅,國際協同行動(中國也參與)經證實非常有效,自2012年5月起再沒有大型商船被劫持。談到保護公海航行自由,鮮有哪國海軍會考慮阻斷海上通道,而那些有此能力的國家互相之間存在深厚的貿易關系,不大可能采取敵對行動,甚至可以說絕無可能。盡管美國政府官員往往堅稱美國對亞洲盟友負有承諾,并開始使用“印—太平洋”這樣的術語來涵蓋美國對整個地區的承諾,但仍然有人堅定地認為美國對亞洲的投入是一項耗費巨大的無用功。
對于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還有另外兩個方面值得深思。首先是美國能夠向全球任何地方迅速投送大規模的軍事力量。雖然美國肯定具備這種能力,但在過去的半個世紀,美國在全球范圍內部署行動的結果卻是好壞參半,人們對這些行動的效用提出了合理質疑。隨著不對稱戰爭的工具愈發強大,美國政府—乃至任何政府通過軍事行動迅速取得決定性的政治結果的能力受到越來越多的制約。
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目標是通過強調經濟外交和互利共贏的前景加強實力,同時限制其對硬性安全或加強經濟治理體系的投入。
另一方面是美國在軍事、外交和經濟等各方面維護全球總體秩序的角色。美國已成為所有全球事務的高級成員,既承擔著過多的負擔,同時又謹慎地分配各種利益。面對許多美國人傾向遠離全球能源市場和移民潮,加上人口老齡化、福利開支增加以及人們一貫抵制加稅導致預算挑戰正在逼近,或有越來越多的人呼吁美國別再傾注大量的血汗和金錢為這個看似不知感恩的世界維持秩序。
十二、中國秩序?
一個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是,中國主導的亞洲秩序與美國及其盟國主導的秩序可能有哪些差異。在某種層面上,差異可能不會像冷戰時期那樣大—世界分為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陣營。資本主義幾乎贏得了經濟領域爭論的勝利。雖然對于國有企業的適用范圍仍有分歧,但各國對判斷活動效能的經濟基準達成了普遍共識。而我們發現自由市場體系與“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間存在驚人的重合。從另一層面看,差異就出現了。美國在協商構建旨在保障商品平等待遇的貿易體系上投入巨大,還投資開發良治體系以及推廣良治的全球性機構。美國戰略的核心是一種經濟布道,其前提是相信美國模式是發展中社會走向繁榮的必由之路。特別是在冷戰時期,美國自認為是自由世界的推動者和捍衛者,先后與暴政和共產主義世界針鋒相對。
中國正在擔心對待遠離本土地區的傳統戰略已經不夠。
相比之下,中國的戰略一直是適應現有環境,而不是取而代之。與上世紀四十年代的美國一樣,中國不謀求形式上的帝國統治。但與戰后的美國不同,中國也不謀求意識形態霸權。相反,中國的擴張強調互惠互利的雙邊業務協定—在越來越多的雙邊關系中,中方成為更強勢的一方。中方對廣泛的共同責任機制持懷疑態度,轉而推行較簡單的“雙贏”協定,通常是在政府之間直接訂立。中國沒有把在海外發展獨立的商業集群列為優先任務,也不限制政府在經濟領域的作用。中國也不強調根治腐敗(盡管國內正在積極開展反腐敗運動),只是單純追求國家經濟利益,而且把其他國家視為自愿的合作伙伴。
一些中國觀察家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增加,中國已認同美國制訂的標準。這種觀點認為,中國不是現狀的破壞者,而是參與方。對比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爭奪主導地位的冷戰時期,情況確實如此。當今世界不存在重大的意識形態之爭。不過,美國的制度遠不止是以利益為動機,而是以促進競爭、透明和機會為愿景。相比之下,中國的制度強調獲勝的重要性;中國的項目承包談判中充斥著腐敗和任人唯親。例如,根據最近對世界各國的賄賂情況調查,透明國際判斷中國公司在海外業務中行賄的可能性排名全球第二,僅次于俄羅斯公司,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極小,完全處于統計誤差的幅度內。2013 年,即中國將海外賄賂入罪兩年后,某批評家撰文指出,中國似乎從未開展海外賄賂調查,并暗示中國政府沒有多大動力追究這類問題。隨著中國更加積極地走向世界,以及中國資金在全球經濟發展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一個問題逐漸浮現:中國是否會利用其不斷提高的國際地位袒護中方機構不守國際標準,或者說中國是否會利用其不斷擴大的國際影響力協助中方機構達到國際標準?
在這方面,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堪稱特例,以往中國鮮有投資這樣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邊機構。雖然中方最初可能把亞投行當作中國的政策工具,但出人意料的是,亞投行成功吸引到60個創始成員國(其中16個來自歐洲),這意味著中方對亞投行的操控能力比較有限。事實上,這樣一個大型多邊銀行的作用可能事與愿違,實際會對中方的行為形成制約,而不是向海外輸出中國的價值觀。亞投行有助于宣傳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但作為一家不受中方控制的多邊機構,亞投行不大可能淪為中方投資亞洲的主要工具。為此,中方可能更仰賴絲路基金和國家開發銀行等機構開展旨在促進中國國家利益的投資。
當此全球形勢急劇轉型之際,中國必須積極適應。
美國政府已公開要求中國成為國際事務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而中國也已經表示要致力于打造“新型大國關系”。“新型大國關系”有三條內涵: 1)不沖突不對抗,2)相互尊重,3)合作共贏。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國闡述“新型大國”的方式,特別是對于中東地區。在十九世紀,衡量大國的標準是一個國家能夠控制的范圍。在二十世紀中后期,衡量國家實力的標準通常是主要通過制度安排影響和決定局勢的能力。中國在中東地區的目標是通過強調經濟外交和互利共贏的前景加強實力,同時限制其對硬性安全或加強經濟治理體系的投入。押注中國的一方是指望其他國家將繼續充分投入,以維持中國投資的價值,而中國不必耗費資源就可以收割利益。在外交上,中國的愿望是與各種各樣彼此敵對的勢力保持積極的關系,而美國這樣的大國則因為選邊站激起仇恨。
雖然中國因為推行該戰略放棄了參與一些機構的機會,但獲得的利益遠不止是節省了開支那么簡單。中國在中東地區沒有什么突出的作為,這樣可以避免與美國及其盟友發生毫無勝算的對抗。很多人將中國強勢出擊的動作解讀為試圖取代美國的地位。此外,中國在遠離本土地區的防御能力與美國相比仍有幾十年的差距。同樣,美國幫助建立的全球經濟體系(不限于中東地區)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形成一種歸屬感,中國如試圖顛覆這一體系,會被解讀為侵略與野心的標志。美國建立的體系給其他國家保留了充足的獲益空間,這種觀念令美國受益;同樣,中國在積聚國力的過程中并不獨斷專行,這種觀念也令中國獲益。
但與此同時,中國的確需要積聚更強的國力。中國正在擔心對待遠離本土地區的傳統戰略已經不夠。從利比亞和也門撤離大批中國公民,伊斯蘭國組織在敘利亞處決中國人質,以及中國公民在伊拉克長期面臨安全問題,這一切都在提醒中方,也許是旅居海外的一百萬中國公民給祖國帶來越來越重的領事責任,而中國正在奮力應對。鑒于中國的外交使團有限,沒有海外基地,與外國情報機構和執法機關的合作才剛剛起步,中國為日益增加的海外國人提供保護的能力還遠遠不夠。
十三、新的現實
當此全球形勢急劇轉型之際,中國必須積極適應。過去一個世紀,世界各國在中東地區的利益與化石燃料息息相關,而且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亞洲的經濟發展很大程度上仰賴于中東的石油。隨著全球化石燃料貿易格局的轉變,以及人們越來越關注化石燃料造成的環境影響,不確定性由此產生。尤其是對于中國,這種不確定性帶來兩方面的影響。中國國內依賴燃煤發電造成了城市空氣污染問題,但如果改用天然氣發電,將使中國更加依賴進口燃料。同樣,中國不斷發展的交通基礎設施帶動燃料需求增長,但中國的大部分運輸燃料需依靠進口,其中很多是來自中東地區。相比之下,美國對進口燃料的依賴正在降低,盡管非常規油氣革命的持久性仍舊存疑。技術進步可以提高各國開發本國能源的能力,進而減少國際貿易需求。相反,如果不能發展新技術,美國將在20年內重新成為國際油氣貿易中心。
于是,中國經過一個不尋常的拐點,提高了在世界舞臺的地位。歷史上許多世界大國都是通過戰爭上位,如今則是在現有列強之間和平交接。中東正處于史上最動蕩的時期之一,這種動蕩不定也對世界列強產生深遠影響。雖然我們對中東的動蕩局勢已經習以為常,原本被認為是不穩定的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東,如果用今天的標準衡量,就算是充滿確定性了。政府力量衰弱,非政府勢力冒起,以及伊朗可能重回世界政治舞臺,這種種因素都帶來深刻的不確定性。即便如此,仍難以想象在未來20年,中國及其亞洲鄰國將擺脫對中東能源的過度依賴。至于美國會如何保持國際地位,也不甚明確。
從中方為加強對中東地區關系所做的努力,可以窺見中國如何看待自身的國際地位。中國的中東戰略不僅反映中國政府如何看待其安全利益,還迫使中國就中美關系以及與美國幫助建立的戰后世界體系的關系做出選擇。經常被遺忘的是,中美兩國必須就中東地區的安全問題做出多少選擇,以及有多少選擇尚未做出。未來十年的行為模式會發生什么變化以及如何變化,將是關涉中國意圖、美國意圖、以及全球大國關系架構的最重要指標。
文/喬恩·奧特曼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來源:知遠戰略與防務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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