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實施“一帶一路”的內部因素

經過21世紀頭十年12.6%的平均增長率水平后，2012年初中國的《政府工作報告》表明，我國的政策制定者正強烈注意到經濟增長下行的態勢， 而兩年后其實際GDP的增長率快速下滑到不足7%的水平，不到2011年增長率的一半。 而2008年至2010年投資的繁榮導致中國的許多產業出現慢性過剩。正如2014年的數據顯示，該年GDP與城鎮固定資產投資持續下滑，而工業就業水平則在2013年與2014年兩個年度接連下降。這一水平的產業數據表明工業生產能力已超過了國內的需求，使得大量的工業生產力有布置在海外市場的可能。

與日本及亞洲“四小龍” 不同的是，中國所出現的經濟下行要早于預期，且出現于其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階段。然而，經濟增長率對中國政府及其14億強烈希望通過經濟增長來提升生活水平的民眾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從當下的經濟形勢來看，中國政府正面臨兩個主要挑戰：第一，為其工業產能過剩尋求新的市場；第二，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帶一路”倡議被認為是可以幫助我國達到以上兩個目標的重大經濟戰略。在初始階段，該倡議致力于支持亞洲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其資本投資量和減少資本匱乏的水平。通過更好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更多的投資，中國的對外投資能夠幫助提升伙伴國的國內需求水平，為中國的過剩產能拓寬現存的海外市場，同時也能探尋新的海外市場。與此同時，這一行動也能夠規避由于2008年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衰退與不確定性導致的外部需求減少的負面影響。

04 “一帶一路”應該做什么？

雖然目前中國是亞洲最大的經濟體，但其人均GDP僅僅相當于亞洲一個中等水平的發展中國家。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外，人口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因為人口的高速增長會極易抵消人均投資量的增長，使得中國會隨著人口增長而加大投資。在這樣的發展與人口水平的限制下，中國以基礎設施為中心的初步投資會很有可能投向人口不太多的、中低等收入的亞洲國家，而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要低于中國自身。

事實上，亞洲是基礎設施投資缺乏的地區。一份2014年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表明該年度亞洲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口達到了8000億美元的水平。 然而，亞洲的資本吸納水平并未在亞洲范圍內呈現平均分布的態勢，而集中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少數幾個經濟體。 除了充分引進外資的能力外，亞洲各經濟體在滿足其國內外市場的需求上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除了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FDI），中國政府在對亞洲國家的對外援助上也面臨著挑戰。盡管中國在對外援助的世界排名在2013年上升至第六位（Kitano和Harada, 2014），其當年在亞洲的對外援助資金總額僅有44億美元，是日本官方對外開發援助（ODA）的四分之一。考慮到日本在亞洲對外開發援助的地位，中國在亞洲對外基礎設施援助上也面臨著嚴峻競爭。

這些挑戰反映了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中的重大未知問題，即在面對充分競爭時，亞洲的產品與資本市場或許不能保證中國在其貿易與投資中的份額。中國未來的增長需要順應亞洲經濟增長的趨勢，以保證接受國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中國的產品與資本，從而為中國減少在當地的不確定性。因此，我國所需要的“一帶一路”，應該首先是一個能使我國經濟更好地融入亞洲，同時能幫助“中國模式”升級轉型，成為我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穩定助力的系統性安排。通過這一安排，“一帶一路”需要拓寬中國和亞洲其他經濟體的貿易量，獲得更高的投資水平以及更好的外部環境。

本文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一帶一路課題組”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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