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東亞海權格局的當前形態

5.1美國海上霸權：東亞海權格局的單極特性

21世紀初，東亞海權格局延續著20世紀90年代的單極霸權狀態。美國憑借自身雄厚的海上軍事實力，“對東亞地區廣大的海域幾乎實現了完全的掌控”。4加之其強大的前沿軍事存在和鞏固的雙邊聯盟體系，美國牢固護持著東亞區域的海上霸權。此外，美國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的超強綜合國力，更是其東亞海上霸權的堅實基礎。這三者構成了美國東亞海上霸權的三大支柱。

（1）前沿軍事部署

美國掌控東亞海域的直接工具是長期駐扎西太平洋的海軍第7艦隊。第7艦隊是美國海軍諸艦隊中實力較強的一支，也是美國在本土之外部署的規模最大的海軍艦隊。第7艦隊司令部設在日本橫須賀港，在東亞的主要駐地除橫須賀外，還包括日本的佐世保、沖繩以及韓國的釜山、浦項、鎮海等多個港口。該艦隊擁有軍艦約50—60艘，其中有19艘作戰艦只目前常駐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包括部署于日本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里根”號，此外還有戰機350架。第7艦隊每年都要在轄區內與亞太多國舉行大小軍事演習上百次，且平時約有1/2的兵力在西太平洋海域常規巡邏。此外，美國強大的軍隊投送能力使其能夠迅速從駐扎在本土和海外各地的海軍力量——特別是第3艦隊中抽調大批兵力，在必要時補充和支援第7艦隊。前沿軍事存在和力量投送能力的結合，奠定了美國在東亞海域的海權優勢。

（2）海權聯盟體系

從地緣政治學視角審視，在東亞大陸勢力與海洋勢力的博弈中，美國作為最大的海洋國家，同日本、菲律賓等海洋國家和韓國、泰國等邊緣地帶國家建立起了鞏固的雙邊聯盟。在這些聯盟關系中，美國均居于主導地位，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海權聯盟體系。形成于冷戰時期的聯盟體系，在21世紀初繼續得以強化和發展。美國將這些聯盟關系視為東亞乃至全球安全戰略的重要依托。2010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曾指出“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以及泰國的盟友關系是亞洲安全的基礎”，并表示“將繼續深化和發展這些同盟關系以反映地區的活力和21世紀的戰略趨勢”。

作為海權聯盟體系的補充，美國還積極推進同新加坡、印尼等東亞非盟友國家的軍事合作，拓展在東亞海域周邊的伙伴關系。特別是通過一系列年度海洋安全演習機制，美國將眾多東南亞中小國家吸納到美國主導的軍事合作框架之中。如從1995年起每年的“戰備與訓練合作”海洋安全演習和2002年起每年的“東南亞反恐合作”海洋安全演習，不僅有菲律賓、泰國等盟國參加，還吸收了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文萊等東南亞非盟友國家。

（3）國家綜合實力

海權的競爭不僅是海上力量的比拼，更是綜合實力的較量。綜合國力是美國東亞海上霸權的基礎和保障。美國作為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科技等領域相較于東亞海權格局中的其他各國家都占據著絕對優勢。2015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7.947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經濟總量的五分之一，比排名全球第二、三位的中、日兩個東亞大國的總和還要高。2015年，美國國防開支高達5960億美元（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數據），占世界總量比重超過40%，比東亞各國的總和還要多。超強的國家綜合實力，使美國在東亞海權格局中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戰略優勢。

5.2霸權的非完全性：東亞海權格局中的均勢因素

盡管當前美國在東亞海域占據霸權地位，但其區域海洋霸權具有非完全性，海權格局中包含著均勢因素。美國雖具有一定的主導能力和顯著的優勢地位，但東亞大國戰略關系的結構性矛盾使其無法全面掌控東亞海洋安全事務。在美國主導的東亞海權聯盟體系之外，是其控制力鞭長莫及的大陸地緣政治板塊。中國海上力量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加之中俄兩大大陸強國的聯合，對沖著美國海上霸權的三大支柱，制衡著美國在東亞海域的單極霸權。

第一，中國不斷發展的海上力量，是制衡美國東亞海上霸權的直接因素。崛起中的中國已成為東亞海域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海軍擁有“亞洲最強大的主戰艦艇、潛艇和兩棲戰艦”，包括79艘主要的水上戰艦，至少55艘潛艇，55艘大中型兩棲戰艦和約85艘裝載導彈的小型艦艇。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也已于2012年正式進入海軍序列。隨著軍事現代化進程的迅速發展，中國海軍總體能力不斷提高，已“初步形成以第二代裝備為主體、第三代裝備為骨干的武器裝備體系”。許多水面艦艇都配備有先進的防空系統和現代化反艦巡航導彈。隨著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的提高，中國海軍的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正在逐步增強。

第二，中國不斷提升的綜合實力，是制衡美國東亞海上霸權的根本因素。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加速崛起，綜合國力不斷增長，國際影響力不斷上升。特別是經濟實力發展迅速，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數據，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0.866萬億美元，已高達日本（4.123萬億美元）的兩倍多。目前，中國已成為絕大多數東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東亞各國與中國經濟聯系和相互依賴的加深，中國正逐漸成為東亞地區經濟體系的主導性力量。以經濟實力為核心的綜合國力的增長，提升了中國對地區事務的影響力，也推動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迅速發展，為制衡美國海上霸權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中俄兩國不斷強化的戰略協作，也是制衡美國東亞海上霸權的重要因素。美國及其盟友在海洋方向上對大陸國家形成地緣政治壓力，而中、俄兩大大陸國家通過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和采取軍事領域信任措施，緩解共同面臨的這種壓力。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構建，使東亞大陸強國實現了基于共同利益的戰略聯合，成為制衡美國東亞海洋霸權的中流砥柱。海洋勢力與大陸勢力在東亞海域的潛在對立，使單極霸權的海權格局之內形成了一種隱含的均勢狀態，從而弱化了美國的海上霸權。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隨著中國海權力量的不斷崛起，東亞海權格局呈現出均勢因素逐漸增強的趨勢。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和軍事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使海上力量呈現跨越式發展。海軍遠海作戰能力不斷提升，藍水海軍加速形成。中美之間海上力量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在東亞區域的海上霸權逐漸削弱。在美國看來，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這種迅速發展會增強中國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構成了對美國區域霸權的威脅。事實上，美國正采取多種戰略途徑遏制中國海權發展，但中國海權的崛起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趨勢。

六、海權格局演化對中國的啟示

東亞海權格局的演化歷程，為中國的海權發展提供了有益的歷史參照和現實鏡鑒。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海洋強國的建設離不開海權的發展。“海權越來越成為維護國家海洋利益和國家主權的重要資源手段。”科學合理的海權發展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需要從海權發展史中總結經驗與教訓，以史為鑒，開拓未來。東亞地區海權格局的歷史演化和海上強國的權力興衰，為中國未來的海權發展提供了很多深具現實意義的啟示：

第一，綜合國力是海權的基礎，中國的海權發展應配合國家大戰略，依托國家實力的整體提升。縱觀東亞海權格局的演化歷程，主導格局的海權強國均非僅僅依靠海軍實力，綜合國力的對比才是決定海權格局的根本因素。西、葡對東亞海域世界的率先入侵，英、荷對西、葡海權地位的取代，以至美、日海權的崛起，都是建立在優勢性綜合國力的基礎之上。中國主導的等級制海權格局的瓦解，英、法等歐洲列強在東亞海權競爭中的淡出，蘇聯解體后俄羅斯海權地位的下降，原因也并非只是海上力量的衰落，而主要源于綜合國力的相對落后。因此，海權的發展不應孤立推進，而應關照全局，服從國家發展的整體需要，在國家大戰略的整體框架內展開。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走向海洋的戰略推進原則在于海上地緣安全所體現的國家利益和為實現國家整體戰略而必須保證的有利的國際環境之間有效的戰略協調。”當前歷史階段，“和平發展”實際構成了中國大戰略的核心內容。中國和平發展的大戰略不僅包括國際戰略，還包括“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國內戰略，“實現國家現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中國海權發展戰略應與國家大戰略相匹配，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服務于國家全面建設，不能為單純發展海上力量而損害或犧牲國家的和平發展。

第二，海軍實力是海權的保障，中國的海權發展應以加強海軍現代化建設為首要任務。海軍實力是決定海權格局的直接因素。16、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在東南亞海上霸權地位的更替和相繼喪失，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海軍力量不敵后起的英國，失去了制海權。19世紀后期中國晚清政府缺少一支強大的海軍，導致在一系列對外戰爭中連續失敗，東亞傳統海權格局最終徹底瓦解。因此中國的海權發展需要以海軍力量為堅實后盾，大力加強海軍建設。中國應繼續建設具有遠洋作戰能力的現代化海軍，推進海軍由機械化艦隊向信息化艦隊發展，提高新軍事環境下空海一體化作戰能力。海軍建設應“注重提高近海綜合作戰力量現代化水平，發展先進潛艇、驅逐艦、護衛艦等裝備，完善綜合電子信息系統裝備體系，提高遠海機動作戰、遠海合作與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能力，增強戰略威懾與反擊能力”。在加快海軍現代化建設的基礎上，增強保護本國領海和海洋合法權益的能力，提升本國海權力量。

第三，海權發展的戰略目標應與本國地緣政治特性和國家現實利益相適應，中國的海權發展有必要堅持有限海權原則。歷史上大陸強國和陸海復合型強國謀求遠洋海權的戰略實踐無不以失敗告終。就東亞海權史而言，作為大陸國家的蘇聯，冷戰時期盲目追求遠洋海權，同作為海洋國家的美國展開激烈的海權競爭，最終成為拖垮其自身的一個重要肇因。相關歷史案例為中國的海權發展提供了深刻的警示與教訓。

中國的海權戰略有必要對發展何種程度的海權做出明晰的規劃。作為陸海復合型國家，中國具有天然的地緣政治劣勢，地理條件決定中國難以獲得美國這種海洋國家所具有的安全盈余。“中國所面臨的來自陸地和海洋的多方向的、多樣性的安全壓力決定了海權的有限性及其滿足主權需求的性質，中國的綜合國力也根本無法建立美國式的全球海洋權力。”中國應以維護安全與權益為宗旨，發展有限的區域性海權，注重海權發展的適度性，不可盲目追求擴張性的遠洋海權，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戰略環境惡化。

第四，域外強國的力量在地區海權格局中的影響不可忽視，中國在海權發展過程中應處理好同域外強國特別是美國的關系。從1511年葡萄牙海上力量進入東亞起，東亞地區的海權體系便已同世界其他地區連為一體。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荷蘭、法國、美國等域外強國相繼介入，深入影響了東亞海域世界的歷史進程。在當前的東亞海洋安全領域，仍有許多區域外強國和中等強國有著不同程度的介入，如美國、印度、澳大利亞等。中國發展海權，需要妥善處理同這些域外強國的關系，減弱源自區域外部的安全壓力。特別是應妥善處理同美國這一海上霸權國家的關系。中國應認識到，在今后較長的歷史時期內，美國海上力量在東亞海域的存在仍將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在中國實力相對美國還有很大不足的情況下，中國不具備經營周邊的條件，而應繼續以較大的力度忍耐。”雖然地區海權的博弈是零和的，但中美兩國在海洋安全事務上是可以實現合作共贏的。中美兩國在東亞海洋安全領域存在共同利益，正如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所指出的，兩國在諸多海洋安全議題上仍存在合作空間。“只要中美雙方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安全關切，不觸碰對方戰略底線，兩國就有化解矛盾、開展海上合作的基礎。”中國應在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基礎上，促進兩國在海洋安全領域的交流與溝通，實現區域海洋安全的大國協調與合作治理。

第五，海權格局內生于區域體系，中國在海權發展過程中須重視周邊外交，處理好同東亞海上鄰國的關系。東亞海權格局的演化歷程是東亞區域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它與東亞國際關系的歷史演進密切相關，域內沿海國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背景下，中國要實現海權的順利發展，需要以有效的周邊外交手段，化解海上鄰國對中國的猜疑與恐懼，規避這些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聯合制衡。中國應避免采取過于強勢的軍事外交政策，從而把多數海上鄰國推向美國一邊，增強美國及其聯盟體系對中國的防范與制衡力量，進一步惡化海洋安全環境與和平崛起的整體戰略環境。正如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所揭示的，進行自我克制以免引起本地區的恐懼是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的。中國應堅持和平發展，避免軍備競賽和軍事對抗，減輕東亞海上鄰國對中國海權力量發展的不必要猜忌心理與對抗行為；同時積極發展睦鄰友好關系，在“周邊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進程中，保障本國海權的長遠發展。

文/金新 原載于《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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