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隋煬帝三征高句麗的問題究竟出在哪？我試著總結了幾條。第一，隋煬帝在大業八年正月（612年）第一次出兵時，竟然動用了前無古人的113萬大軍，這樣規模的出兵，除了加重后勤負擔之外，在軍事上可謂沒有任何實際意義?？v觀中國歷史，舉凡如此大規模的出兵，往往是慘敗而歸，最著名的殷鑒就是苻堅征東晉時號稱投鞭斷流的97萬大軍。

第二，隋煬帝進攻高句麗打的更是一場“政治仗”，這在第一次出征尤其明顯。隋煬帝在各大軍隊中都設立了受降使者，一旦高句麗請降，隋軍就得停止進攻，而這恰恰被高句麗軍隊所利用，在情勢不利時候多次以詐降獲得喘息時機。

不過，對于這兩點軍事常識，曾經擔任過平陳主帥的隋煬帝不可能一點都不知道。唯一的解釋是，無論是出兵規模，還是“受降使者”，都說明了隋煬帝征伐高句麗意在不戰而勝，試圖通過炫耀武力以及展示兵勢壓服高句麗，這一訴求甚至壓倒了在軍事擊敗高句麗。而對此，也恰恰應和了以上隋煬帝意在重建國際秩序，而不是獲得領土的出兵動機。

第三，對于高句麗這樣一個立國數百年的大國，試圖速戰速決在戰略上是非常困難的。以后來唐朝消滅高句麗的歷史后見之明來看，通過持久戰逐步削弱高句麗國力，最后抓住高句麗內亂的時機一舉大規模出兵才是明智的。

第四，隋煬帝的出兵時機更有問題。即使隋煬帝是在做一件無比正確的事，他也是在“錯誤的時機做了一件正確的事”。道理很簡單，隋煬帝之前動用國力過猛，又是修大運河，又是修糧倉，又是四處巡游，在出征高句麗之前理應與民休息幾年。同理，在首次出征受挫之后，隋煬帝次年便再度出兵，也是這個問題。

最后，攘外必先安內。隋煬帝第三次出兵高句麗之前，國內已是烽煙四起。用《說唐》的夸張形容說就是：“十八處反王，六十四路煙塵?！痹诖饲闆r下，隋煬帝居然還強行出兵，直接導致了大隋王朝短命而亡。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也可以看出，平定高句麗在隋煬帝的自我認知中幾乎排到了壓倒一切的位置。

很可惜，隋煬帝輸掉了這場必打之仗，更大的不幸在于，他還毀掉了一個致力于重整國際秩序的大帝國。然而，高句麗在這幾場大戰中也元氣大傷，對此，《爭霸東北亞》一書卻也給了隋煬帝一個相當悲情的歷史評價：中國是用一個朝代滅亡的代價，讓高句麗失去了成為東北亞霸主的最好機會。

就這樣，徹底解決高句麗問題，重整國際秩序的歷史使命只能留給下一個王朝來解決。

前幾年韓國拍過一部據說投資創紀錄的歷史正劇大制作——《淵蓋蘇文》，它滿懷民族義憤地刻畫了這位高句麗時代的“抗唐英雄”。這部歷史劇開篇便是金戈鐵馬驚心動魄，在第一集中唐太宗就被淵蓋蘇文射瞎了左眼。

當然，這不是真的。我猜，韓國編劇應該是看多了三國的夏侯惇故事。當然，此類歷史神話朝韓兩國人民一向是寧可信其有的，在前年一部韓國大制作《最終兵器：弓》中，清朝太子都莫名地被燒死了，唐太宗也不過才變成獨眼龍罷了。

不過，《淵蓋蘇文》所聚焦的歷史背景倒是真實的，在隋煬帝三征高句麗（614年）的31年之后，唐太宗在貞觀十九年（645年）二月，也啟動了親征高句麗之役。據說當時舉國振奮，流傳著“不求縣官勛賞，惟愿效死遼東”的說法。

從大的方面而言，唐太宗此次征伐高句麗的理由和隋煬帝當年并無二致，同樣是為了重建以自己為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此之前，唐太宗已于630年徹底滅掉了東突厥，大唐正無限接近成為整個東亞乃至中亞大陸的主導者，如隋煬帝當年面對的國際情勢一般，“天可汗”唐太宗在東亞的唯一對手就是亦敵亦臣的高句麗，后者是不甘于放棄自己用了數百年才爭奪到手的東北亞霸主地位的。

按照唐太宗出征前的說法，“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仇，雪君父之恥耳”。隋煬帝如果聽到這段話想必會非常感動，自己當年未完成的歷史使命，終于有人來接著完成了。

除了李靖之外，唐太宗堪稱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軍事統帥，他帶著十幾萬大軍的御駕親征伊始也如預期一般順利，一連攻下高句麗在遼東的幾座重鎮，還涌現了一位在后世說書評話中無比出名的名將薛仁貴（《薛仁貴征東》）。但沒想到的是，在一座叫“安市”的堅城之下，唐軍連攻數月也未拿下，最后束手無策的唐太宗也只得宣布收兵回國。

事實上，正是唐太宗在安市城的久攻不克，才有了本文一開始《淵蓋蘇文》中的炫麗想象。從戰術上來說，唐太宗此次親征可謂是一次勝利，收復了數百年來被高句麗占據的遼東大半失地；但從戰略上來說，這可能更接近于一次失敗，唐太宗顯然沒有完成他出兵前的戰略構想，即徹底擊敗高句麗，再將稱臣后的高句麗納入大唐為主導的國際體系之中。

看到這里，你不能不對高句麗的堅韌表示出一定的敬意。從隋文帝到隋煬帝，現在又是唐太宗，兩朝三代帝王使出渾身解數，竟然都無法最終解決高句麗問題，讓中原王朝的這個心腹大患不斷地“留給下一代解決”。

在對待挫折的態度上，唐太宗還是拉開了隋煬帝好幾個身位。親征受挫后，唐太宗并未失去理智地連續對高句麗發動新的全面進攻，但它也并未就此偃旗息鼓，而是連續數年的向高句麗發動了中低規模的“游擊戰”，在局部騷擾中讓高句麗疲于奔命，一點點地耗盡著國力。

但無論如何，唐太宗在駕崩之前還是未看到徹底擊敗高句麗的那一天，歷史的重擔還是傳到了649年登基的唐高宗李治手中。令人唏噓的是，唐太宗當年親征高句麗的其中一大理由就是不想把歷史包袱留給后人（“后嗣因士馬盛強，謀臣導以征討，喪亂方始，朕故自取之，不遺后世憂也”），但時至今日，這一切還是留給了李治——這個在歷史上素以懦弱窩囊著稱的皇帝手中。

更大的問題在于，唐高宗所面對的東亞國際形勢要比英明神武的父皇當年面對的要兇險得多。正如韓昇先生在《東亞世界形成史論》中分析的那樣：在唐太宗時代，朝鮮半島南部的百濟和新羅還都臣屬于大唐，在親征高句麗時雖未和唐軍南北夾攻，但至少也算發揮了牽制高句麗的功能；但在唐太宗征服高句麗未果之后，百濟對大唐的軍事實力產生了懷疑，開始逐步滑向高句麗一方，最后更是和高句麗結了盟。

也就是說，對于唐高宗而言，此時東北亞的國際形勢已從“三打一”轉換為“唐和新羅一方，對峙高句麗和百濟”的雙打模式。

從公元655年開始，百濟和高句麗聯軍開始向新羅用兵。其戰略也非常明白，趁著唐的鞭長莫及，先解決掉唐在半島南部的盟友。對此，唐高宗顯然無法坐視不理，新羅一旦完蛋，不僅安插在半島的一個釘子沒了，而且高句麗今后將再無后顧之憂地與唐爭奪遼東，爭奪東北亞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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