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做出上述判斷有三個根據。一是毛澤東回國后在黨內高層的講話，二是金日成與他在東北抗聯時老戰友馮仲云的談話，三是毛澤東與金日成回顧往事的談話。1958年2月18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從朝鮮撤軍的問題“是我們建議的”，金日成感到很突然，但表示贊成。“中央考慮的結果，還是撤為好”，這樣，“我們跟朝鮮的關系也可以改善”。 1958年9月，水利電力部副部長馮仲云應邀參加水豐水電站啟用儀式時，直率地問金日成，1956年中蘇兩黨代表團到平壤時，朝鮮勞動黨是不是很不高興。金日成回答，“我們當然不高興了，當時沒有任何事先通知，兩個兄弟大黨的代表就擅自來到我們這里，甚至連門都不敲一下”。不過，“這件事已經過去了”，“與此相關的所有問題去年11月在莫斯科與毛澤東的談話中已經得到解決了”。 1960年5月21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金日成時說，“1957年在莫斯科我向你們作了檢討，承認了你們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你們“反對帝國主義、堅持國際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實際上你們是正確的”。中蘇“兩國派代表團坐飛機去”平壤，“沒有好處”。“你們的事應由你們自己決定，你們如果征求意見，我們可以提供參考。以后志愿軍撤退和周恩來同志訪朝后了解得更清楚了”。總之，“9月派代表團去是不應該的”，后來“志愿軍撤回來”，就沒有問題了。 毛澤東的兩次講話及金日成對馮仲云的回答，已經把中國采取這一措施的原因及志愿軍撤軍問題的實質說得非常清楚了。
關于中國主動和單方面從朝鮮撤軍的原因和動機，中國政府對內對外的解釋堅持說，僅僅是為了逼迫美軍撤退和南朝鮮裁軍，以促進朝鮮半島的和平，進一步緩和遠東和國際緊張局勢。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解釋只講了附帶的、枝節的問題，而沒有說明實質。中國政府突然做出的這種舉動，的確使美國人感到意外。早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前，美國就對中國和朝鮮未來將采取的行動進行過詳細預測，其中也分析了撤軍的問題：“由于北朝鮮武裝力量目前在許方多面勝過南朝鮮，中國共產黨隨時可能會單方面將其部隊撤出朝鮮——就像蘇聯在1948年時那樣，從而向美國以及聯合國施加壓力，迫使其采取做出同樣的舉動。” 盡管如此，當中國真的宣布要撤軍時，美國人還是沒有馬上反應過來。據中國外交部的觀察：“美國政府對我宣布志愿軍全部撤出朝鮮一舉，事前估計不足，認為我國并無誠意撤軍，曾表示撤軍問題的解決須以我國首先撤軍為前提條件。及至我宣布撤出全部志愿軍后，感到事件來得太突然，一方面表示歡迎，另一方面堅持拒絕從南朝鮮撤出美軍”。 美國國務院情報研究和分析辦公室對中國撤軍的動機進行了全面分析，最后認為有4個決定性因素，即支持蘇聯的宣傳攻勢；顯示和平的姿態；影響韓國的大選；改變中國是“侵略者”的形象。 美國情報機構的問題在于根本沒有想到從中朝關系的角度考慮問題。
從歷史研究的結果看，關于1958年志愿軍撤軍的動機，韓國學者討論最多，也有各種猜測：縮減軍費開支，擺脫巨大的經濟負擔；金日成“鍥而不舍”地催促中國撤軍；集中力量在國內搞“大躍進”；把對朝鮮的軍事援助轉變為經濟援助；向蘇聯施加壓力，迫使其從東歐撤軍。 中國官方史書認為，由于朝鮮局勢已趨于穩定，人民軍日益壯大，“志愿軍已沒有必要繼續留在朝鮮”，毛澤東才在莫斯科提出了撤軍的問題。 俄國則學者認為，中國從朝鮮撤軍，顯然是因為不愿被“共同反擊美國可能發動的侵略”這些政治義務“捆住手腳”。 大概是沒有看到俄國和中國的相關檔案文獻，這些猜測和說法基本上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還有中國學者提出，志愿軍原來準備在1956年內完成撤軍，波匈事件后因擔心美國會在東北亞地區挑起新的爭端，而暫時終止。 不知這種說法根據何在，但從一則俄國檔案提供的情況看，似乎中國在1957年以前并沒有一個單方面全部撤軍的方案。蘇聯大使在1956年1月底訪問志愿軍總部時被告知，因在三八線駐守的部隊居住條件太差，志愿軍正在進行大規模建設，計劃在年內建造更多的永久性建筑。 總之，筆者堅持認為，毛澤東在莫斯科主動向金日成承認錯誤，并提出志愿軍單方面全部撤退回國，核心的考慮就是徹底改善中朝關系。這一點，從中共對朝鮮勞動黨逃亡干部態度的突然轉變也可以明顯地感覺到。
毛澤東當然知道，金日成最擔心、最忌恨的就是這批逃亡到中國的“叛徒”，所以才在莫斯科特意提出要將他們送回朝鮮。盡管遭到婉拒，但中國大使館得到消息，金日成回國后不久，便將這批逃亡干部全部開除出黨，并且吊銷了朝鮮國籍。 金日成已經知道毛澤東的態度，自然無所顧忌了。而中國也在這方面給予了積極配合。1957年12月15日出版的《文藝報》（第36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文中寫到：“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全會上被揭露的反革命、反國反黨分子崔昌益、樸昌玉、尹公欽、徐輝、李弼奎、金承化、李相朝等曾陰謀把魔手伸進朝鮮文藝界”。中宣部編印的《宣教動態》在摘引這一消息時，特別加了一句按語：“我國報刊過去從未發表過此項消息”。 按照中共對報刊嚴格的管理制度，這類在政治上極為敏感的消息，如果沒有最高層的批準是絕對不可能發表的。
1958年2月21日，周恩來、陳毅等訪朝回國途中，特意在沈陽留住一晚，向遼寧省干部講了如何重新看待朝鮮和中朝關系問題。周恩來說，“中朝兩國是唇齒的關系，不僅有傳統的友誼，而且在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的長期斗爭中更有著用鮮血凝結成的深厚的戰斗友誼”。“過去我們有許多同志對朝鮮的看法是片面的，主觀主義的，認為人家什么都不行，只看到人家陰暗的一面”。過去跑過來的幾批人，“他們的反映也是有很大的片面性”。徐輝和李弼奎“這兩個人很壞，到處亂說，不僅反對朝鮮勞動黨，也反對蘇共和中國共產黨”。周恩來特別談到了對金日成的看法。他說，金日成是蘇聯挑選的人，“當然不是那樣理想的人物，可是根據朝鮮的情況也是只好從矮子中選高子”，如果“我們不信任，對中朝友好團結不利，也會影響中蘇友好團結”。現在看來，金日成在朝鮮人民群眾中還是有威信的。周恩來最后要求，應主動搞好與朝鮮的關系。
3月9日《人民日報》摘要刊登了樸金喆在朝鮮勞動黨代表會議上的報告，其中點名批判了“崔昌益、樸昌玉反黨宗派”，說他們“很久以來就從奪取領導地位的個人野心出發，在暗地里進行反黨宗派活動”。 與此同時，中聯部通知四川省委，中央決定讓尹公欽、徐輝、李弼奎和金剛離開北京，將他們安置到成都，并指定要單獨居住。其他逃亡干部，隨后也從沈陽等地遷至山西。1958年夏天，中共把這批干部集中到峨眉山開會學習，以后他們就分別在內地定居下來。按照中共的要求，這些干部承諾：不同朝鮮來華人員接觸，不給國內寫信，不對外談朝鮮問題。中聯部還規定，暫不解決他們的黨籍和國籍問題，表現好的可以安排在企業或行政單位做一般工作，但不得在黨政部門工作。允許他們結婚成家，并在生活上給以適當照顧。 這樣，一大批昔日在延安與中共并肩作戰，而后又在逆境中逃亡中國的朝鮮干部，終于成為中朝關系改善的犧牲品。
在這種背景下，志愿軍撤離朝鮮的行動便順利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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