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霧霾，中國需要舍棄一些目標

據世界衛生組織評估報告提供的數據，這些年來，全球空氣污染最嚴重的20大城市中，中國城市的上榜數量在不斷減少，而印度的上榜城市最多。印度還不是一個制造業大國，但污染卻如此嚴重，這與政府、企業及居民不重視環保有關。

有人整理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統計數據，發現北京自2008年至今，PM2.5%濃度在不斷下降，如PM2.5超過100的天數，從2008年占全年比重的66%，降至2016年的51%，這說明加大對環保的投入還是有顯著效果的，畢竟這8年來隨著GDP的上升，污染源仍在不斷增加。最近人們之所以感覺北京污染更加嚴重，是因為2016年12月的重污染天數比往年多。相比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空氣污染改善效果更明顯些。

或許是受傳統文化影響，國人在制定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的時候，往往什么都想實現，過于理想化，就像一付中醫藥方般面面俱到——既要、又要、還要、再要，結果究竟怎樣呢？在經濟高增長的同時，債務高企、壞賬上升、資產泡沫、貨幣泛濫、貧富懸殊、環境污染等諸多問題都涌現出來。因此，減少目標或許才是實現目標的前提。

有些目標定得太高，就難以實現；記得我在讀小學的時候，政府就提出到1980年實現全國農業機械化；我在讀高中時，政府又提出到2000年實現四個現代化，其實，這兩個目標迄今還沒有完全實現。有些時候，同時提出很多必須實現的目標，且多個目標彼此矛盾，分子與分母糾纏不休，最終結局是難以實現；如匯率穩定與貨幣超發是彼此矛盾的，但貨幣超發的原因又與經濟增長目標有關，所以，穩匯率與穩增長這兩個目標似乎難以同時實現。

如今看來，舉國上下已經對空氣污染深惡痛絕，在這種背景下，防霧霾是否比穩增長更重要呢？既然現在提倡精準扶貧，即要把錢用到刀刃上，那么，是否也可以提倡“綠色GDP”目標呢？即不要為了實現GDP增速目標而大興土木，讓基建投資增速大幅上升，而是把重點放在改善社會福利上。如當前中國每公里高速公路對應的汽車保有量幾乎是美國的兩倍，說明中國的高速公路已經相對過剩的，不少見項目投資超前了，不如把這些支出基建的財政支出用在社會福利的增加上，既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質量，還可以減少環境污染。

對于地方政府而言，上面下達的目標過多，同樣也會無所適從，最后說不準會虛報數據。尤其在環境污染的治理方面，由于環保是約束性指標，存在弄虛作假的動機。因此，減少目標，或把目標設定得更加現實和理性些，則反而有利于目標的實現。如上海早在2008年，就把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完整地定義為：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為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即屆時人民幣國際化如果實現不了，則國際金融中心恐怕也難以建成。如今看來，人民幣國際化恐怕也是任重而道遠，上海當時給目標加上假設條件就非常有水平。

同樣，中國何時能走出霧霾，也取決于經濟增長模式與現有的產業結構何時能得到改變，如果遲遲改變不了，則環境污染的大難題也會一直拖下去。

文/李迅雷 來源：作者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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