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泉州清凈寺和靈山圣墓的建造年代，學術界也存在廣泛爭議。楊鴻勛先生主唐武德說，莊為璣先生主唐永徽說，桑原騭藏主唐中葉至北宋說，而張星烺先生則認為是唐末宋初之后建造，還有一些學者則認為建造年代在9世紀以后至元代之間，[11]其時間跨度有數百年之久。鑒于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港口城市的歷史發展軌跡，不少持謹嚴態度的史家認為伊斯蘭教傳入泉州，乃是中唐、也即8世紀中期之后的事情。[12]而穆罕默德先知傳教乃是公元610年至632年之間，因而靈山圣墓中所葬之人，不可能為先知穆罕默德所派遣的兩位賢人。

可以說，目前的研究尚無法確認這些陵墓中安息之人是受先知穆罕默德派遣來華的。正如加法爾·薩迪克麻札里面埋葬的不是伊瑪目加法爾·薩迪克一樣，不論是廣州的宛葛思墓，還是泉州的二大賢人之墓，里面埋葬的都不是民間傳說中的人物[13]。盡管如此，研究者同時還發現最晚從元代時起，先知穆罕默德命弟子前來中國各地傳教、并創建清真寺這種“回回家言”，逐漸成為廣州、泉州等地清真寺和先賢古墓碑刻、匾聯的常見內容。到了明嘉靖年間，這些教內說法“陸續被廣東、福建地方史書乃至《明史》所采用或有條件采用，并在采用過程中、或采用前使中心情節發生某種變化”。[14]李興華老師在對中國東南沿海歷史名城的研究中指出，由于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缺乏文字記載，在許多情況下，以教內的口頭傳說、特別是流傳歷史較久的口頭傳說為基礎，再結合有關背景資料進行分析取舍作出初步的推斷，是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理性選擇。[15]這也是對中國伊斯蘭教早期歷史研究中必須注意的一個問題。

但是自蒙元時期，廣州穆斯林已經開始將懷圣寺和宛葛思墓作為“小圣地”來守護和崇敬。宛葛思墓在元政府支持下得到大規模的修整，并有專人看寺護墳。廣州穆斯林尊宛葛思為“大人”，將他歸真的日子、即伊斯蘭教歷11月27日作為紀念宛葛思、拜先賢墓的日子，并像過節一樣舉行“大人忌”等一系列紀念活動。而靈山圣墓，一樣在中國穆斯林心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元代以來，這里就受到穆斯林的崇敬和保護。滿載貨物的阿拉伯商船在起航之前，船上的穆斯林常來墓前瞻仰辭行，誦念《古蘭經》并作“都阿”，祈求真主的賜福。航海家鄭和在永樂15年第五次出海之前，也專程來泉州靈山拜謁先賢。

也許有人會說，托偽的歷史遺跡說明不了中國穆斯林與穆斯林世界之間的聯系。但是從歷史記憶的形塑來看，這些歷史遺跡恰恰說明早期來華的穆斯林是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外來的穆斯林曾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影響著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軌跡，并作為一個重要的環節，將域外伊斯蘭教與中國穆斯林的歷史記憶連接在一起。

在中國穆斯林對早期遺跡的歷史講述之中，或有不完全真實之處。但是它們之間均有一個驚人的共同之處，就是將曾在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發揮作用的重要人物與伊斯蘭世界身份更為崇高的人物、比如先知穆罕默德、比如什葉派的諸位伊瑪目聯系在一起，并由此發展出生動的、細節性的傳說。這些傳說以一種看似不真實的方式，塑造了中國穆斯林的宗教認同，反映著穆斯林世界與中國交往的歷史片段。

躺在這些先賢古墓中的或許并不是中國穆斯林傳說中的那個人，但是他或者他們肯定是在伊斯蘭教傳入中國早期，從遙遠的地方來到當地的穆斯林，并以令人難忘的方式推動了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后期的中國穆斯林，將他們的歷史和背景追溯到更遠、更為高貴的層面，實際上表達的是對這些穆斯林先輩們的一種紀念。這些伊斯蘭教歷史上偉大人物之陵墓，至今依然受到中國穆斯林的保護，這其中寄托的是中國穆斯林對早期來華的穆斯林先賢的尊重。

正如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在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中指出，古代的史實多由神話轉化而來，層累形成。“時代愈后，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可以說，歷史書寫是累積形成的。人們對歷史的追溯和重復，實際上是在對歷史和自身身份進行新的塑造，這一點在中國古代史中時有所見。在本文中提到的幾處伊斯蘭教早期遺跡及其相關傳說和歷史中，發生的正是類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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